一、孔子與“春秋筆法”
中華民族乃農業經濟，自給自足，聚族而居，人與人之間靠血緣倫理來維持，於是就形成了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方式。
因為中華民族以血緣倫理為凝聚力，由家而族，最後化家為國，為天下，所以，就形成了中華民族對祖先和家長的尊崇思想。
出於這種思想，中國人對祖先、家長犯的錯誤，實行隱諱的方法。因此，在語言文字的表達上，就表現為：為尊者隱，為長者諱的“春秋筆法”。
古人認為，如果一個人能做到這一點，他才具有厚德載物的君子人格，反之，則被目為刻薄寡恩的小人；如果一個人不厚道，就好像土壤很貧瘠一樣，長不出好莊稼。所以，一個人“無福”，首先因為他德行無厚。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領袖的道德敗壞，導致中央政府權威下降，諸侯們尾大不掉，於是名實混亂，社會失序。為了使混亂的社會歸於秩序，孔子作《春秋》，通過兩百多年的曆史興衰，貶天子，退諸侯，正名定分，善善惡惡。一方麵使統治者知恐知懼，即所謂“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另一方麵為統治者提供曆史的經驗借鑒。
但是，天子、諸侯雖然有的名不副實，卻都為尊者、長者，直接揭露他們的罪行，就會使國家政權失去向心力，進而使百姓失去對上的崇高感，造成社會失序，對社會的道德建設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於是，孔子就以“春秋筆法”來記載整理這一段曆史。
何謂“春秋筆法”？“春秋筆法”，概言之，就是以下幾點：
（1）尊王，大一統；
（2）為尊者隱，為長者諱；
（3）暗含褒貶，微言大義；
（4）春秋五例：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彰）；盡而不汙（汙）；懲惡而勸善。
“春秋筆法”舉例——《鄭伯克段於鄢》：
鄭莊公廟號為莊，莊者，端敬莊嚴也；但是，他作為君主，卻用陰謀手段殺害臣子，與“莊”名實不符。故孔子不書他為“莊”而為“伯”，“伯”乃鄭國爵位，沒有感情色彩，以此來貶他“君不君”。
公叔段作為臣子，理應書寫他的官銜，但他卻謀反，故直書“段”，暗示“臣不臣”。二君之間用“克”，亦暗示段“臣不臣”也。
兄弟之間用“克”，克者，殺也，暗示“兄不兄”、“弟不弟”。
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鄭武公不能教育好妻子兒女，身不修則家不齊，暗示“父不父”、“子不子”。
穎考叔感動鄭莊公，暗示立身治國，孝為根本，仁者無敵。
所以，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二、太史公為什麼要用曲筆發微
太史公為什麼要用春秋筆法？
中華民族是農業文明、聚族而居，講血緣關係、祖先崇拜、倫理本位。這樣，就形成了含蓄內斂的性格。為長者諱，為尊者隱。於是，孔夫子在“周易四相”的啟發下，創“春秋五例”的曆史筆法，暗含褒貶，微言大義，用曲筆表現曆史真實，為史公所繼承。
太史公與漢武帝有三大衝突：
1.思想衝突
太史公家族的思想是從道家傳承下來的。
所以，太史公之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以道家為首。孔子曰：“三年無改乃父之誌，可謂孝矣！”有的人說，太史公既然繼承了父親遺誌，那麼他肯定就是道家。
非也！秦政嚴苛，高祖以寬濟嚴，漢初實行休養生息的黃老刑名政策，統治者無為而治，但用刑名約束老百姓的行為，用名實來責成官員的考核。合而言之，就是黃老刑名思想。
漢武帝時，因為國力強盛，武帝想改變先祖的無為政策為有為政策，順應曆史的發展變化，武帝就采用了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建議。這樣，尊崇道家思想的太史傳統就受到了壓製和打擊。
太史公與時俱進，自然擁護武帝提倡的儒家思想，所以他在《列傳》之始為伯夷、叔齊立傳，在《世家》之首，為吳泰伯立傳，就體現了他的儒家思想。
漢武帝的尊儒是：外儒內法（元帝尊儒，其後之侄王莽也尊儒，但他是偽君子）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其核心思想是法家思想，講功利，講勢利，違背了儒家的仁義道德政治。因此，太史公在《列傳》和《世家》之首，為伯夷、叔齊和吳泰伯立傳，就表現了他尊崇氣節，貶斥功利的儒家思想。
2.文化衝突
太史公家世世司馬氏。商代向上祭祀鬼神，神人交通；周代向仰觀天文，考察天道。這樣，就成了“究天人之際”的文化精神。商代向下紀錄問卜的內容和國家大事；周代向下記載曆史，考察得失，總結教訓。這樣，就成了“通古今之變”的精神。
孟子曰：“五百年以後必有王者興。”從太史公到孔子剛好五百年，太史公故以道統領袖自居（小子何敢讓焉，小子何敢讓焉！）。他認為，孔子作為道統領袖，為萬世立法。他太史公作為道統領袖，為漢王朝立法，這就是“成一家之言”。
但漢武帝東封泰山祭天，竟然不讓太史公的父親參與此事，而讓齊魯燕趙一帶裝神弄鬼的神仙家、方士參與其事。這樣，太史公的父親就病倒了。他認為，漢武帝的這種做法是要消滅文化、消滅道統。於是，憂憤而卒，臨終叮囑太史公，一定要完成《史記》的寫作，弘揚文化，續命道統。太史公流著眼淚“何敢讓焉”。
所以，《史記》不僅僅是曆史書，而且是曆史哲學書，續命文化的道統之作。
中國當代文化典籍有一個特點，第一篇或第一段往往是全書的大序，標明全書主首，即所謂“開宗明義”。《史記》三十世家以《吳泰伯世家》為首，七十列傳以《伯夷列傳》為首。通過這兩篇傳記，表現了他尊崇氣節，貶斥勢利；尊崇仁義，貶斥功利；尊崇道統，貶斥政統的寫作原則。
3.政治衝突
武帝欲舉賢良文學，汲黯諫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而後君子。”（史：本為記事、寫實。商朝巫史跳大神，巫則史，史則巫，有誇張、想象、迷幻的成分，表現為虛偽、輕浮。故“文勝質則史”的“史”，有虛偽、輕浮意。）
儒家文化，從來沒有想著征服邊疆四夷，隻是用我們先進的經濟模式和先進的文化影響、感化四夷，這是“懷敵附遠”。
西漢王朝初年，確實受到了北方匈奴的逼侵。漢武帝時代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國家強盛起來了，如何對待匈奴問題就擺到了桌麵上。
太史公雖然沒有生活在宋朝，設計不出宋朝用正宗儒家思想與周邊民族和諧共存的方案。但是，他也堅決反對漢武帝武力征伐的做法。武帝的政策其他後果不說，光人口就由五千萬降到了一千多萬。
所以，太史公通過互見法，借旁人的口，對漢武帝獨尊儒術，但卻掛著儒家的羊頭賣了法家功利主義的狗肉的做法進行了曲筆貶斥。
4.個人衝突
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禍，對漢武帝深惡痛絕。漢武帝為什麼要逼死李廣，滅李陵滿門而重用外戚呢？
墨家=俠+手工工人+雇傭軍人
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戰國時代，諸侯之家養著“三千門客”，這些門客一部分是儒家講的“修身”之士，而另一部分是墨家講的低級武士。
秦始皇統一全國，大夫之家不複存在，大量的武士流落民間。漢朝建立，實行分封諸侯國的製度，這些武士投靠諸侯王，做了吳楚“七國之亂”的爪牙。
同時，在“文景之治”休養生息的幾十年間，經濟高度發展，地方上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豪強地主。“七國之亂”被平定後，大量的武士又流散民間，為豪強地主所收攬。
於是，漢朝前期的豪強=地主+武士（俠）。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消除地方上的離心傾向，就實行摧抑豪強的政策。李廣是天水郡第一豪強地主加俠客。出身大戶的太史公家也具有豪強地主加俠客的性質。
所以，太史公對漢武帝通過摧抑豪強，加強中央集權的做法十分反感。他破天荒地為“遊俠”立傳，就表現了這一態度。當然，這也就是漢武帝斬殺李陵全家和重用外戚掌兵的主要原因。
太史公深受漢武帝的人身摧殘，於是，他對曆史上的被欺淩和被侮辱者，如周文王、伍子胥、白起、蒙恬等人就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尤其對當代史上的韓信屈死和李廣不封，寄予了無限同情。而對春風得意的勢利階層，則予以無情貶斥。
於是，他在《史記》中通過互見法和曲筆，對漢王朝和漢武帝的罪惡予以揭示，對韓信和李廣等人的冤屈予以申訴。
故全部的《史記》，尤其是漢初功臣列傳，完全圍繞著韓信屈死和李廣不封兩個中心展開。所有的春秋筆法，如曲筆、側筆、暗筆等，都為此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