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思潮的先驅者——王通
秦漢以降，由於大一統的局麵開始形成並日漸鞏固，地方政治色彩慢慢退出曆史舞台，地方文化的差異性也表現得不再強烈了。特別是在西漢時期，前期的黃老思想和後期的儒家思想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孔子儒學成為朝廷之學，並不倡導地方特色的發展，孔子思想更多的是與各地的儒生形成一種思想繼承和被繼承的關係，山西地區的情形也不例外。另一方麵，從客觀形勢上講，此時的山西地區，中部以北在北方匈奴人的侵擾之下一直不能得到長期的穩定發展，文化發展也相對滯後。隻有晉南地區，因為農業發達，一向被視為朝廷的“股肱之郡”，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到東漢時終於迎來了文化大發展，並逐漸影響到整個山西地區。
在東漢前期，山西地區曾經湧現出像鮑永、閑仲叔、周黨和王霸這樣的名士，成為弘揚孔子儒學、倡導政治節操的著名人物。到東漢後期，更有太原名士郭泰特立獨行，褒揚良善，成為士林的領軍人物，為擴大儒家思想的社會影響做出了貢獻。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當曹操控製了山西中南部之後，派杜畿擔任河東太守，治理農業發達的山西東南部，為曹操大軍提供給養。杜畿在河東太守的位置上一幹就是16年，期間，他不僅實行冬季修戎講武的製度，還開辦學宮，親自執經教授，傳布儒家經典，使河東郡的民風開始變化。所以，史稱“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意思是說，河東一帶的文化發達，有著悠久的思想傳統，就是從杜畿擔任河東郡守的時代開始的。從整個曆史上來看，晉南一帶的文化確實比山西其他地區更為發達，這顯然與這一時期杜畿的努力分不開。
隋唐以後，隨著六朝以來天下混亂局麵的逐漸穩定，孔子儒學開始恢複其主流意識形成的地位和影響。這時候，山西地區相繼湧現了許多大儒，他們繼承了三晉儒學的風骨，也為儒學的整體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
王通（584-617），字仲淹，絳州龍門（今山西萬榮，一說山西河津）人，隋唐之際著名的思想家。隋朝末年，因為仕途不通，王通回鄉教學，以明王道為己任，廣泛傳播孔子儒學的《六經》，希望重興孔子之學，再振孔子之業。王通的明王道、興孔子的事業獲得了巨大成就，當時就有人稱他為“王孔子”，唐朝的許多開國功臣和早期文臣也都出自他的門下。王通死後，他的弟子們模仿《論語》，把他的言論集輯為《文中子中說》。“文中子”是弟子們給他私立的諡號，意思是禮文先生，表彰他對於孔子儒學的思想貢獻。
王通生逢南北朝大亂之後的隋一統時代，他順應曆史要求，提出了重新確立儒學主流思想地位的主張。從三國到隋唐的三百多年間，孔子的學說經曆了一個巨大的起伏。這三百多年的戰亂頻仍和民生之苦，從根本上是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矛盾尖銳和民族融合的結果，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士認為儒家思想也必須承擔一部分責任。然而，隻有當這個混亂的時代結束之後，人們才能理性地反思儒家思想究竟應該擔負什麼樣的責任。在王通看來，兩漢以來的“天人感應”思想和讖諱迷信占據了儒學的主流，而以孔子為代表的道德教化思想被社會廣泛忽視。為此，王通大力倡導孔子所主張的道、德和仁的思想，強調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其言行必須以孔子的王道和仁德思想為準繩。
另一方麵，針對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廣泛流行，王通在檢討儒家思想的不足之處的同時，並沒有完全排斥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價值，而是主張“三教合一”，以孔子思想為核心，對佛教和道教思想加以適當的改造，使這三種思想一同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