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火花的產生總是源於舊觀念的新組合。因此，在社會和經濟思想方麵最重要的是跨文化話語。例如，一些曆史學家認為，西方國家有關經濟的一些基本自由主義思想觀念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而且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 魁奈就是第一個將這些思想融會貫通、形成一種理論體係的人。這種觀點認為，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道家的“無為”思想的一個遙遠飄渺的回音。這些跨文化邂逅並不需要跨國界搬移特定的思想，而是隻需要傳播有關如何看待事物的有高度影響力的基本觀念、思維定式和一般視角，顯然這也體現在這樣一種情況中：道家思想家將人類社會及其秩序作為“自然”現象來對待，在此不直接施加幹預而保持均衡是可能的。這種思想與中世紀歐洲的思想截然不同，因此，歐洲有可能從中國引入了一些新鮮的觀念。
馮興元教授的新著《規則與繁榮》是有關跨文化轉移的另一例證，雖然這裏的轉移基於有關轉移對象的詳細的知識和信息。要緊的是德國有關“秩序”的基本理念，其中涉及“憲法”觀。根據德國人的理解，這些就屬於“秩序”形態。因此，按照瓦爾特 歐肯的觀點，一個“經濟係統”是某種一般性的協調體係，如“中央計劃經濟”體係，但一種“經濟秩序”則指涉一些特定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形態，它們嵌入於這些國家的曆史和文化當中。
看看當前的經濟科學，許多觀察家已經指出，它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對美國經濟的最抽象意義上的研究。如果考慮政治經濟學問題，這一點更為明顯。比如，“尋租”理論顯然是在抽象層麵指涉美國的政治“機器”。事實上，考慮到有關政府和經濟之間關係的基本設想，不同國家之間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是最明顯的。區別之一是對“自由”的理解。美國人對這一術語的理解是個人主義的，它把獨立的個體置於國家及其政府的對立麵。這與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契約論”相契合：處於“自由”的“自然”狀態的個體同意建立政府，因此個人的自由限製了政府的作用。當然，這些理念反映了美國的曆史，它產生於來自“古老歐洲”的移民和定居者的流入，其中很多人往往是為了逃離政治迫害和出於嚴重的經濟困境。美國獨立戰爭為本國人有關政府的態度和價值觀創設了另一種具體背景。這一曆史背景與歐洲非常不同。在歐洲，各種形式的政府、宗教信仰和區域文化相互之間處在不斷的軍事和經濟競爭之中。在那裏，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革命運動，最終導致了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緊密整合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單元而出現。
在這一歐洲背景下，另一種有關自由的思想得以創立。有趣的是，這種思想位居弗朗西斯 福山的《曆史的終結》一書的中心。這是一部飽受批評的著作，有關新近時期一些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公眾在閱讀這部書的過程中，很少注意到，這不是簡單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勝利高唱讚歌。福山也指出，部分被視作最“西方”的自由理念，並非真正如此，也許應該被視為“歐洲大陸”的自由理念。他認為，一方麵，有關自主個體的自由和社會契約的理念主要是英美政治思想傳統。但是，還有另一種傳統，它屬於歐洲大陸的傳統，典型地體現在哲學家黑格爾的著作當中。福山偏重這一傳統，而在現代美國，它可能幹脆已被人遺忘。在托克維爾撰寫有關美國早期民主的著名觀察《論美國的民主》時，這一傳統還相當富有生機。
事實上，黑格爾可以被視為現代德國“秩序”觀在智識上的開山鼻祖。這一“秩序”觀在馮教授的這部書中有其重要的地位。黑格爾和現代英美政治思想傳統的根本區別是，黑格爾認為，自由不是“自然”的，它隻能是製度發展的結果，而且這種製度發展，主要是指市民社會和政府的興起，兩者都使得自由表達成為可能。政府對於個人自由的創立是必不可少的。這樣，自由最基本的決定因素就是福山所指的、作為自主的人類個體的“理性的相互承認”，今天，這可以與更時髦的術語如“包容性”相聯係。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包容性”體現在這樣一種理念中：“工作的權利”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的一項任務。對於黑格爾，“工作”是緊要的，它使人擁有一種“生活的目的”，由此，這一點在市民社會被所有其他市民所承認。所以，自由的理念也與繁榮的理念相銜接。而“繁榮”乃是馮教授這部書中在“規則”之外所關注的另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