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3—1777），清代思想家、考據學家。字慎修、東原、杲溪，安徽休寧（今安徽省屯溪市）人。年輕時問學於江永。中年與惠棟、錢大昕、王鳴盛等交往，均為當時的名流。乾隆三十八年（1773）奉詔任《四庫全書》編修官，“天算類”提要即出其手。在四書館五年，病卒，年五十五。戴氏天資穎悟，博聞強記，對經學、小學、哲學、天文、曆史、地理、數學都有精深的研究。小學方麵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二卷、《方言疏證》十三卷、《續方言》二卷、《爾雅文字考》十卷等；哲學方麵著有《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原象》等；考據方麵著有《儀禮考證》一卷、《古曆考》二卷；地理方麵著有《校正水經注》四十卷等。《戴東原集》十二卷收集其論文、書信、序跋等一百三十八篇。此外，後人還編有《戴氏遺書》。戴震治學，重證據而不輕信，刻苦精研，畢生不輟，開一代學風，成一代大師，王念孫、段玉裁等著名學者都出自他的門下。
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成書於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全書共三卷。這部書是借《孟子》來闡發他的哲學思想的。戴氏和南宋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程、朱派理學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他借孟子“有物必有則”闡明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指出程朱派的“得於天而具於心”的“理”實際就是道家的“真宰”和佛教的“真空”、“神識”。他反對程、朱派把“天理”、“人欲”絕對對立起來，大膽斥責理學家“以理殺人”。他認為“欲者血氣之自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無欲就使“生生之道絕”，宋儒的“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戴震的反理學鬥爭和對人民的同情，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可是，他雖然認為物質的氣在成形以前是“生生不息”的，但成形以後的“器”，則是“一成不變”的。在人性論上，他從人性的根本是人的生物性這一觀點出發，得出“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的結論。這樣，在方法論和人性論上，在最後便陷入了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
戴震畢生用很大精力從事考據，其目的就在於“明道”。他曾在臨終的一年給段玉裁一封信中說：“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可見，他自己也認為《疏證》是生平最重要的著作。
戴氏《孟子字義疏證》一書采取問答方式，從圍繞主題的不同角度發問，對《孟子》字義的訓詁、疏證及章句意義的理解都貫穿於問答之間。此書在清代思想界有進步意義，同時也顯示出戴震深厚的小學造詣。此書有微波榭本。
六、桂文燦《孟子趙注考證》一卷
桂文燦（？—1886），字子白，清南海人。道光年間舉人，光緒中知湖北鄖縣。居官無幕客，無家人。凡事都是自己動手做的，故積勞卒於任。他善於考據之學，而以博文約禮、明辨篤行為宗旨。他著有《孟子趙注考證》、《四書集注箋》、《易大義補》、《群經補證》等。《清史稿》有傳。
桂氏《孟子趙注考證》，成書於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僅有一卷。作者認為《孟子》注疏本不少，最著名的有三種：一是東漢趙岐《孟子章句》，此書多存古訓古義；二是北宋孫奭《孟子音義》，此書則未能發明；三是清代焦循《孟子正義》，此書最為精善。因此，桂氏便以趙注為本，糾正孫氏之錯誤，訂正焦氏之疏，以此撰寫了《孟子趙注考證》一書。桂書廣泛考證了群經傳注中的古訓古事、名物製度，證明了《孟子》諸注的訓詁依據，從而糾正了前人注本中的謬誤。作者還善於根據群經原文來證明趙岐《孟子章句》注文之所本，並善於利用許多古注本中的同用、通用例來證明古代的假借字和同源字。書中有不少獨特的見解，可供《孟子》研究者所采摭。有《南海桂氏經學》本。
七、施彥士《孟子外書集證》五卷
施彥士（1775—1835），字樸齋，江蘇崇明（今上海市崇明縣）人。清道光年間舉人。為人沉毅有膽識，曆任河北內邱、正定、萬全等縣知縣，皆有治績。他著有《孟子外書集證》、《讀孟質疑》、《海運芻言》、《求己堂詩六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