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先是通過對人的本質的探索，建立了仁政思想的理論基礎——性善論，解決了仁政何以可能的問題。然後他提出仁政的方案：“正經界、薄稅斂、省刑罰、製民之產”的保民措施，“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以上兩句見《梁惠王上》第七章）的教民措施和尊賢貴士的用人措施。孟子的這套仁政主張雖然未能見用於當時，但卻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仁政作為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一直為後世儒者所推崇。曆代較為賢明的統治者，也多以之為借鑒。而那些欲除時弊、救國難的有誌之士，也常以此為革故鼎新的根據。
與仁政思想相聯係，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包括重民眾、伸民心和黜天命、限君權兩方麵。
孟子說：“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民心向背為國家政權安危所係，君王的易立，政權的更迭，都取決於民眾的態度。在社會的政治結構中，民眾是基礎和前提，他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齊準備吞並燕國時，孟子對齊王的勸諫是：“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梁惠王下》第十章）指出君主的意誌應該服從民眾的意誌，否則就會有危險。在決定戰爭勝負的各種因素中，孟子認為“人和”是最重要的。順從民意，人心所向，則“戰必勝”。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孟子在那時就能認識到民眾在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難能可貴的。
在傳統的觀念中，君權是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因為國君是天子，是天派來管理人間事物的代表。孟子引用《詩經》中的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萬章上》第五章）他認為即使有個主宰一切的上天，這個天的意誌也是以人民的意誌為轉移的。如果君王殘虐民眾，那他隻能算作獨夫、民賊，民眾可以以敵對的態度反對他。孟子覺得湯武革命，滅桀誅紂，是合理的，無可非議的。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他對曆史和現實反思的結果。後世許多進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根據需要予之以新的闡釋和發揮，作為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的理論武器。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就說過：“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應“以天下萬民為事”，他指斥君主專製為天下之大害，提出國家行政應為民眾而非為一姓（《明夷待訪錄》）。康有為也指出：“國之所立，以為民也”，“故民為本而君為末”。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孔子十分重視對人生價值的追求，他一生所積極倡導和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通過學習和培養，以求得一種理想人格，達到一種很高的道德境界。孔子認為人的自身價值是通過培養道德理想而實現的，而不是以個人是否取得地位權勢為轉移的。《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泰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季氏》：“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孟子繼承了孔子的這一人生價值觀和道德修養論。他的理想人格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第二章）。即居於仁，立於禮，行於義。他也指出人的價值在於人的自身品德。“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第九章）。窮與達，隻不過是個人遭遇不同而已，與人格無關。真正的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第二章）。
孟子強調人的內心修養，指出理想人格的價值標準不在於外在因素。但是在論及理想人格的培養時，孟子則認為這與環境密切相關。他提出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告子下》第十五章）的著名論斷，指出那種“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告子下》第十五章）的逆境反而能夠使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外界條件不允許“生”和“義”兼而有之的時刻，正是一個人顯示其高尚的節操，實現其自身價值的時機。孟子這種道德至上，人格至上的人生價值觀。曾經鼓舞過無數正氣凜然、不畏難險、不懼強權的誌士仁人。文天祥、譚嗣同等民族英雄，正是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為中華民族的史冊增添了光輝。
第三節孟子對後世的影響
孟子在經學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這不僅在於他承繼孔學，發展孔學，力拒異說，使儒家思想顯揚天下；更主要的，還在於他對後世的思想史，對中國人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緊接著孟子，在戰國後期出現的另一位儒學大師荀子，獨尊仲尼及子弓，而對於其他儒家諸派，則進行猛烈的抨擊。首當其衝被集中批判的，是思孟一派。荀子攻擊子思、孟子崇前古、法先王，自造其說，是“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子《非十二子》）。盡管如此，我們在分析研究了荀子的思想之後，卻不難發現荀子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很多主張，是對孟子相關思想的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