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指出：“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第二章）因為既然善端是人人生而有之的，那麼循此天性發展培養，人人都可以成為聖賢。“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下》第二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如果人們都能遵循仁、禮的原則行事，處處都能體現仁與禮，那麼整個社會就能上下和諧，民心安定。“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弟，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告子下》第四章）。當魯國想讓樂正子執掌政務時，孟子“喜而不寐”，盡管樂正子人不強，無知慮聞識，但孟子認為“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以上兩句均見《告子下》第十三章）。孟子這種“善人當政”的理論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有著深遠影響。孟子認為真正的仁人、賢士，不管他原來的身份地位如何卑下，經過逆境苦難的磨煉，他終究會被上天發現，委以重任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第十五章）。“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一章，千百年來不知鼓舞過多少誌士仁人克服困難，戰勝逆境，最終實現其淩雲壯誌的。
與宣揚仁義道德相聯係，孟子對當時征戰連年、生靈塗炭的社會局麵十分不滿，他大膽而又尖銳地指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第七章）他對與發動戰爭相關的三種臣子深惡痛絕，“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告子下》第九章）。這些臣子，或“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或“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而“君不向道，不誌於仁”，所以他們是在“富桀”、“輔桀”，為虎作倀，孟子最後指出，不得仁義之君，“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以上七句均見《告子下》第九章）。他號召士人，“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誌於仁而已”（《告子下》第八章）。
《盡心》上篇共有四十六章。本卷主要闡述了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第一章）。他認為心、性、天三者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盡心、知性而為天民，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孟子認為人生一切的遭遇諸如生死、壽夭、禍福、貧富、困達，皆由上天做好了安排。人所能做的，就是“順受其正……盡其道而死”（《盡心上》第二章）。安身立命的方法，就是保持天賦的善良本性，修身進德，存心養性，努力行仁由義。
如何存心養性呢？孟子指出這要進行兩個方麵的培養。對內，反躬自省，因為“萬物皆備於我”（《盡心上》第四章）。對外，“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第四章）。“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第三十三章）。關於反躬而誠的內省修養，孟子還提出了“良知良能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盡心上》第十五章）。親親、敬長，是天賦予人的仁義本性，我們隻要通過內心的反省，排除外物對本性的蒙蔽，使良知、良能發揚光大，這就是盡心、知性了。
對於儒家之士的立身之道，孟子進行了進一步的論說。“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第九章）。“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上》第十章）。“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盡心上》第十七章）。“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上》第十八章）。“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心上》第二十章）。“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第三十三章）。“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第四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