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6章(1 / 3)

《管子》的教育思想是我國古典素質教育的典型。它重視和提倡民眾的道德教育、職業教育、軍事教育、生活教育,以及教育的考核選拔。“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管仲提倡把教人、育人作為國家強盛和存亡戰略的“百年大計”,並加以倡導和實施。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原典‖

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管子權修》

‖古句新解‖

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種植樹木;作終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才。種植糧食,是種一收一;種植樹木,是種一收十;培育人才,則是種一收百。如果我們能注重培育人才,並且像神明那樣使用人才,那麼舉事就能收到神效,這是王者之門才能做到的事情。

自我解讀

管子認為,培育人才盡管所需要的時間較長,不像種穀子那樣一年就可以收獲,種樹木那樣十年就可以收獲,它需要百年的時間,經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夠見效,但從長遠的利益來看,這樣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的,而且將取得百倍的收獲和回報。這種對於人才培育的高度重視,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家的深謀遠慮和高睹遠矚。“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現在巳經成為人才培養和人才管理方麵的一句格言。

在我國曆史上重視人才的培養並在培育人才上做出突出貢獻的,孔子當首屈一指。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一生中有大半的時間都在從事教育工作。

孔子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開始辦學到去齊國求仕之前,約七八年時間。這一階段他的門徒還不太多,但辦學有成效,在社會上已經有了較大的名聲。這一時期,孔子學生中有比他小六歲的顏路(顏回之父〉,有比他小九歲的子路。第二階段:自三十七歲(前515年)從齊國返回魯國到五十五歲(前497年)周遊列國之前,共計十八年的時間。這十八年中,孔子雖然有四年多的時間在做官從政,但並沒有停止教書育人工作。

這一階段孔子的教育事業如曰中天。教授的學生除了有魯國的學生之外,還有來自齊、楚、衛、晉、秦、陳、吳、宋等國的求學者。其中一些較有名的弟子,如顏回、子貢、冉求、仲弓等,大都是這一時期進人孔門的。第三階段:自六十八歲(前484年)周遊列國結束回到魯國到他去世,共五年時間。這時,孔子雖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但魯哀公和季氏最終並沒有任用他。孔子雖有大夫的身份,也發表過一些政見,但沒有人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孔子把精力集中於辦教育與整理古代文獻典籍上。這一時期較為人知的學生有子夏、子遊、子張、曾參等,這幾個人後來大都從事教育事業,對儒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對孔子思想的傳播也起了重要作用。

孔子是我國曆史上創辦私學的先行者。過去,學校都由官府開辦,隻有貴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孔子創辦了“私學”,自己聚徒講學,這樣就打破了貴族對教育的壟斷。他提出了"有教無類"的口號,招收學生沒有門第等級的限製,所以他的學生既有貴族子弟也有居住在陋巷的貧民,既有魯國的也有別國的。他開設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課程,還把禮節、音樂、射箭、駕車、寫字、算數等“六藝”的技能教給學生。

孔子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當做自己的座右銘,意思是:學習沒有滿足,教導他人也不知道疲倦。他鼓勵學生把學習與思考統一起來,認為隻死讀書本而不認真思考就會迷惑,隻想來想去而不勤於學習就會走上斜路,那就更危險。孔子這些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受到了人們的稱讚。孔子辦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績,據說他的學生先後有三千人,其中成績優異的也有七十二人,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

孔子的學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像以品德高尚聞名的顏淵、閔子騫,以政治見長的子路、冉有,口才、智慧過人的子貢、公西華,還有子夏、子遊、宰我等等。孔子喜愛這些學生,同時注意用不同的方法教育他們。

有一次,子路來問孔子:“一個人如果聽了好的主張,是不是應該馬上去實行呢?”孔子平靜地回答:“總得先問問別人的意見吧,然後再去決定能不能實行。”子路走了以後,冉有也來問老師同一個問題,孔子說:“那當然了,應該馬上去做?”在場的公西華非常納悶,問孔子:“子路和冉有問的是同一個問題,先生怎麼回答的不一樣呢?”孔子說:“子路平時辦事有膽量,可很莽撞,不容易謹慎,我就勸他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冉有辦事穩重,可勇氣不足,遲疑不決,我應該鼓勵他辦事果斷。”孔子的這種“因材施教”的方法是很高明的。另外,像“三人行必有我師”、“溫故而知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些說法,也是很讓人信服的。

孔子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有老有幼,有貧有富,有貴有賤,並且是貴者少,賤者多,富者少,貧者多。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列的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中,惟一的貴族是司馬牛。此外,從其他典籍中可知,孔子弟子中,貴族隻有孟武伯、南宮敬叔和孟懿子等寥寥數人。所以錢穆在《先秦諸子係年》中說:“孔子弟子,多起微賤。顏子居陋巷,死有棺無槨。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著蘆衣,為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子貢貨殖,子路食藜藿,負米,冠雄雞,佩狠豚。有子為卒。原思居窮閻,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在縲絏。子張魯之鄙家。雖不盡信,要之可見。”但他們中許多人後來卻在政治或社會方麵甚為活躍,各有成就,地位顯赫,影響巨大。同書又說:“其見於列傳者,冉求為季氏宰。仲由(子路)為季氏宰,又為蒲大夫,為孔悝之邑宰。宰我為臨淄大夫。端木賜(子貢)常相魯衛。子遊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高柴為費城宰。其見於論語者,原思為孔父宰。子夏為莒父宰。”如果沒有孔子“有教無類”的教學實踐,這些人是很難有政治上發展的機會的,更難形成一種獨立於家族和君主之外的強大社會勢力。這是孔子人才培養的碩果,也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思想的最好說明。

我們知道,現代管理正在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人才對於事業成敗的重要意義,認識到人才的有無,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存亡、民族的安危、戰爭的勝負以及企業的興衰。這已經成為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和管理學家們的一個共識了。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鄧小平說:“改革經濟體製,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製,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說:“你可以將我所有的工廠、設備、市場、資金全奪去,但隻要保留我的組織和人員,四年以後,我將仍是一個鋼鐵大王。”日本“經營之神”鬆下幸之助說:“鬆下電器公司必須調整方向,把重點轉移到培養人才的方麵來。出產品是重要,但是為了出產品需要做些什麼呢?這就需要人,並且是有正確思想方法的人。這樣,為了出重要產品,首先就要在怎樣培養人才的問題上動腦筋;我相信這樣做了之後,我們的理想必定實現。”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管子》這一重要思想的現實意義了嗎?

立誌然後成其大

‖原典‖

誌毋虛邪,行必正直。

——《管子弟子職》

‖古句新解‖

毋,不要。虛,虛偽。虛邪。謂虛偽不正。這句話是說,心誌不虛假邪妄,行為必然正直端莊。

自我解讀

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中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非常重視立誌,他們把立誌放在學習的首要位置。所謂“誌”,即“心之所之”(《論語集注為政》〉,指意誌、誌向,包括思想態度。尤其漢代以後,教育家不僅十分重視立誌,而且還把立誌與勤奮、成就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規律性的認識:立誌而後勤奮,勤奮而後有成。如諸葛亮在《誡子書》中明確指出:“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又如明代王守仁說:“凡學之不勤,必其誌之未篤也。”都強調學習必先立誌。朱裏甚至將立誌比喻為如同人需要吃飯那樣重要,他說:“立誌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管仲提出“誌毋虛邪”,就是講誌。孔子認為人的人格力量要比權勢大得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是其著名格言。“誌毋虛邪,行必正直”這句話告訴我們:要從小立下報效祖國、心憂夭下的宏偉大誌。心誌和行為是一致的,胸懷大誌,行為上必然表現為剛強正直。

範仲淹,字希文,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兩歲喪父,少有誌操,孤貧力學,二十七歲考中進士。在中央,先後任秘書閣校理、右司諫、尚書禮部員外郎、吏部員外郎、樞密副使等職;在地方,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先後任職於廣德、亳州、陳州、蘇州、開封、饒州、鄧州、杭州等十幾處地方,還曾做過軍事工作。六十四歲時,範仲淹赴任潁州途中,病逝徐州。範仲淹一生清廉從政三十七年,從地方到中央,從中央到地方,幾進幾出,宦海沉浮,仕途崎嶇,但始終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主持過“慶曆新政”改革,時時處處直言時弊,為民興利,倡辦教育,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聞名於世。

範仲淹一生,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都始終關心時政利弊和國家興衰,並以此為己任。他說,所有忠誠之士,都是以天下大事為根本。天聖六年(1028年),副宰相晏殊推薦範仲淹為秘書閣校理。他進人中央後,勤於朝政,敢於直諫。當時劉太後垂簾幹政,朝廷官員屈於太後權勢,不敢異議朝政。 範仲淹聞知後,立即上書,批評這種不正常現象,要求還政於宋仁宗。晏殊知道範仲淹這一舉動後,深為驚恐,批評他愛出風頭,這樣下去必將牽連薦舉的人。範仲淹沒有在意,修書給晏殊,申明上書的理由,晏殊隻好表示道歉。不久,範仲淹終因觸犯劉太後,被貶往邊遠之地任通判。

劉太後死後,範仲淹被調回京師,任右司諫。這一官職以議論朝政得失為本職,正合範仲淹的心願,為他舉薦賢才、斥責時弊、獻計獻策、伸張正義創造了有利條件。宋仁宗執政時,有一年,災情在全國蔓延,淮南、京東等地災情尤為嚴重。範仲淹奏請朝廷派人到災區巡視,賑救災民,但沒有被理睬。他非常氣憤,置丟官、殺身危險於不顧,前去質問仁宗:“我們宮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飯會怎麼樣呢?現在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飯已經好長時間了。對於百姓的疾苦,怎麼能熟視無睹,不予救濟呢?”問得仁宗無言答對,隻好派他去安撫江淮的百姓。他一到災區,滿目淒涼,災情比估計的還要嚴重。他不顧旅途疲勞,立即開倉放糧,賑救災民,調撥江南小麥、豌豆五十萬石,運往重災區,發放官錢及地主富商的錢穀給災民。

為了防止貪官汙吏利用救災之機損公肥私,克扣百姓,範仲淹嚴厲禁止官府揮霍浪費,堅決打擊不法官吏的貪汙行為。在救災的同時,他率領災區百姓開展生產自救。範仲淹完成救災任務回京師時,特意將災民吃的一種叫“烏咪草”的野草帶回京城,呈獻給仁宗,請他轉送六宮貴戚,以勸誡他們的揮霍奢侈之風。接著,他又呈上《救弊十章》,論述朝政弊端,朝廷為之簾撼。

慶曆三年(1043年)七月,範仲淹在諫官們的多次推薦下,被宋仁宗任命為參知政事。他上任後,仁宗急切地向他詢問治國策略。範仲淹看到朝廷日趨腐敗,積弊甚多,要想政治清明,並非易事。有一天,宋仁宗在天章閣召見範仲淹,親賜文房四寶,並說:“朕決心要使天下太平,重開太祖興盛的局麵。你是朕的重要大臣,今賜文房四寶,望卿將治國良策連連奏來,以分朕憂。”範仲淹聽了仁宗的話,想了很長時間。他認為,要想富國利民,必須從實際出發,從改革弊端入手。宋朝統一後,跟隨太祖征戰立功的官員代代相襲,已經顯得很臃腫了。此後,朝廷又開科選士,大量提拔,官員與日俱增。尤其是皇室貴戚及其親屬、門客,由於直接封賞,官員更是多如牛毛。更為嚴重的是,朝廷公開賣官褰爵,六千貫錢就可買一個殿值官,這樣就更加造成官吏嚴重泛濫。由於官員眾多,不幹正事,貪汙腐化,魚肉百姓,爭功諉過者大有人在。於是在給仁宗的奏文中,範仲淹寫道:“龐大的官僚機構,多如牛毛的官吏,是國家當前的重大弊端。民間的疾苦、賦稅的沉重和財政的困難蓋出於此。如果不徹底改革吏治,國家就將無從治理。”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範仲淹製定了改革吏治的十項措施。一是明黜陟。即改革文官三年一升的辦法。官員中功大才高者,加以重用;老弱病殘、腐敗無能者,處理不用;有罪過的按情節處治。二是抑僥幸。即改革貴族官僚子弟因襲做官的舊製。三是精貢舉。即改革專以詩賦取士的科舉製度,把考試重點放在治國安邦的對策上來。四是擇長官。即從文治武功上嚴格選拔各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和州縣長官。五是均公田。即按照等級分配給各級官員數量不等的土地,數年檢査一次,抑製他們貪汙國財和掠奪民財。六是厚農桑。即從朝廷到地方都要以農為本,重視農業發展。七是修武備。即京師招募衛戌兵五萬人,以保護朝廷安全。八是減徭役。即合並人口較少的州縣,裁減地方機構和官員,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九是澤恩信。即各級官吏要廣施恩德,以增強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各地要嚴格執行朝廷的命令。十是重命令。即政策法令必須出自朝廷,各地不得攛自製定政策。這十項治國方略,就是《答手詔條陳十事》。

宋仁宗看了這十項改革措施後,非常高興,立即頒詔全國施行,開始了以範仲淹等人為領導的慶曆新政。新政頒布後,範仲淹為了保證改革能順利進行,在歐陽修等人的支持、協助下,親自選拔了一批精明能幹、正直清廉的官吏巡視全國,檢査監督地方官吏貫徹執行的情況。同時,考核官吏的政績,以便決定升遷或撤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