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編劇要想使影片迎合大多數影評人的口味並不需要很高的才華。在《紐約太陽報》上邁克爾·富門托撰文問道，“（在“9·11”事件之後）有多少好萊塢拍攝的影片其中描寫的壞人是伊斯蘭恐怖分子？……如果你必須猜測的話，就猜測‘沒有’吧”。為了證明他在2005年提出的這個觀點是對的，他沒有考察那些描寫“9·11”事件的影片（比如《DC“9·11”：危急時刻》2003）以及紀錄片（比如《9·11》2002，《反恐客機》2005）。如果我們猜測“沒有”，就會忽略《美國戰隊》這部影片，以及電視影片或DVD影片，比如《空軍元帥》，還有那部拍攝於2001年6月，但是“9·11”事件後直到2002年才發行的《總統特務》（查克·諾裏斯主演）。此外，富門托還漏掉了一些電視連續劇，比如《24小時》和《執法悍將》（描寫伊斯蘭恐怖分子），文獻電視片《拯救傑西卡·林奇》——這部影片汙蔑了一些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完美的伊拉克人。2009年又有一位保守的影評者安德魯·布雷巴特發表了一句不足為信的言論：“現在不能拍攝表現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影片”，忽略了不久前發行放映的一些影片，比如《93次航班》（2006）、《美國夢》（2006）、《血染王國》（2007）、《刺殺據點》（2008）、《鋼鐵俠》，以及《美國頌歌》（2008），還有許多描寫伊拉克恐怖分子和叛亂分子的影片。
丹尼斯·曼德爾在《中東季刊》上發表評論說：“好萊塢影片這樣描寫伊斯蘭教徒是有道理的，因為形象逼真是重要的因素”。他解釋說：“沒有猶太人版的本·拉登，也沒有黑人版的奧馬爾·阿布戴爾·拉赫曼[3]”，因此用伊斯蘭教徒代替“黑人或猶太人”是不合適的。曼德爾說得沒錯，因為在有些影片當中描寫表現伊斯蘭教反麵人物更有道理。但是，為什麼要把這樣的反麵人物描寫得像是用容貌拚具拚合出來的壞分子呢？為什麼好萊塢不斷炮製這麼多描寫以美國為目標的劫機叛亂內容的影片呢？難道好萊塢把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描寫成其他角色不更好嗎？難道其他類型的組織——民兵組織、納粹組織以及狂熱崇拜組織就真的不構成曼德爾所議論的那種恐怖主義威脅了嗎？
呼籲更多地描寫伊斯蘭恐怖分子，這本身也忽視了如下事實：一個世紀以來，好萊塢影片中一直充斥著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的負麵形象。傑克·沙辛在終生的研究工作中已經注意了這一事實。
在1914～2001年期間拍攝的950部影片當中，沙辛的研究專著《電影中的阿拉伯壞人》隻認可其中的65部。但是他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在“9·11”事件之後，對穆斯林教徒的妖魔化描寫也的確相對有所收斂。在他2008年出版的《罪責》一書中，沙辛研究了100部左右在“9·11”事件之後拍攝的有關影片，他推薦其中的23部，隻把18部影片列在了“最差排行榜”上。像富門托那樣的人士很想扭轉並根除這種趨勢，但是時至今日，所有種類的媒體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的描寫仍然呈現出極為負麵的色彩。如果《恐懼的總和》這部影片的製作人能夠忠實於湯姆·克蘭西的原著，描寫表現一次在伊朗政府資助下，在美國本土由巴勒斯坦人發動的核襲擊，豈不是更好嗎？難道西方現在確實已經充斥著身居權力高位的麻木和平主義者，“需要”我們製作一些宣傳影片來重新堅定其決心嗎？伊斯蘭教徒難道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敵人嗎？難道隻在為數不多的影片中（《明日帝國》1997、《美國戰爭》2004、《深入敵後：邪惡軸心》2005）對北朝鮮進行誹謗中傷，就能夠使得富門托、克拉凡和馬克·斯泰恩那樣的人感到滿意嗎？
但是不應把右翼人士誤解為嚇唬小孩的龐然怪物。堅定不移的右翼影評家邁克爾·梅德維德指出：“肯定也有黑暗、令人不安、具有挑戰性素材的表現餘地。但是電影業並沒有對公眾作出反映”。梅德維德的觀點表達得很清楚——在影片中同時呈現各種政治觀點很受觀眾歡迎。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是“讓企業負責”，這也是個很好的建議。不過為此一些公民需要積極行動起來，迫使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變成自覺的行動。梅德維德關心的是，這種不負責的企業權利體係最終導致社會輿論和風氣變化太大，不利於傳統的保守價值觀和基督教價值觀。這的確是審視一些問題（比如銀幕上使用髒話太多）時的一個合理立場。然而更應該引起我們去關注的是：美國強權政治仍然在影片中得到極端狹隘、自以為是的描寫表現。
在回應美國人“被廣泛視為自私自利、自我放縱”這樣的指責言論時，NBC娛樂有限公司的導演傑奧夫·蘇卡說，“聽著，我們並不為自己在電視上描繪的形象承擔責任。新聞使美國公眾了解實情，也使我們的政治家們講究誠信，娛樂公司就是要娛樂美國公眾。關鍵是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這樣做”。這話說得太精彩了。蘇卡先生是在聲稱他對自己的工作可以不負責任，而且他還進一步振振有詞地辯解說，另一家公司（老板是同一夥人）成功地讓政府承擔起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