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的起源
對聯（又稱楹聯、楹帖等），是懸掛或粘貼在牆壁和楹柱上的聯語，是用漢語描述客觀事物、表達人們思想感情的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它具有詩、詞的某些特點，但比詩、詞更精煉、更工整，也更富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魅力。因此，它是中國文學藝術中的一種特有的形式，也是漢族文學藝術中獨有的一大藝術特色。
漢族語言不同於其他民族語言，其他民族語言很難作出文字上的兩兩相對和形式工整協調的對聯。漢語文字字形方正，結構優美，音節分明，聲調勻稱。因此，漢字便於形成對句，適合創作對聯。
對聯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優良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千百年來，它一直為我國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所欣賞，也日益為國內外漢學家所重視。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它已流傳許多國家和地區。
對聯，一般是用古典藝術語言造句和修辭的，所以它十分典雅、精煉、優美。它的表現手法多種多樣：或狀物寫景，或詠物言誌，或抒情寓意，或緬古敘懷，或揚善抑惡等。同時，它又是與書法糅合在一起的綜合藝術，兩者互相映襯，更顯出一種神彩飛揚、瑰麗典雅的藝術美。
對聯講究煉字煉意，作者常用精練的文字、巧妙的構思以及畫龍點睛的手法，為讀者創造出感情豐富、形象鮮明、構思奇特、意韻濃鬱的各種作品，因而，它能引人入勝，發人深思，耐人尋味，給人啟迪。思想健康、藝術精巧的聯語，更是經久不衰，永放光彩。
許多聯語，不但和詩、詞同樣具有高度的文學性和審美意義，而且富有廣泛的使用價值，它與詩、詞相比，能贏得更多的讀者，使用的範圍也更為廣泛。
從對聯發展史看，它萌芽於律詩之前，發展於律詩之後，鼎盛於詩、詞日益衰落的清代，至今仍被廣泛地使用。
我國對聯的形式，其淵源極為久遠。早在先秦時代，就出現了雛形的對句。例如《易經·係辭》中，就有這樣的句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又如《老子》中，亦有類似的句式：“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知，前後相隨。”這些對句（或稱偶句、對仗句），盡管對得還不工整，但對偶形式已開始萌芽。這對以後駢文、律詩和對聯的創作，卻具有淵源關係。
對聯究竟起源何時，其說不一。有人認為，最早出現的是五代孟昶的春聯。據傳，古代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桃樹下有神荼、鬱壘二神，主管萬鬼，如遇作祟的鬼，他們就把它捆起來喂老虎。後來，民間在春節時，為驅避鬼怪，便在桃木板上畫上兩個神像，這就是“桃符”
。
到五代時，桃木板上的神像就演變為書寫文字的對聯。宋張唐英在《蜀木壽機》中記載：“孟昶命學士為題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筆題雲：‘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相傳，這是我國最早的一副春聯。但這種春聯，在當時還隻是寫在寬約一寸、長約七八寸的桃木板上，仍稱“桃符”。又有人認為，後蜀宮廷題聯，早已成為習慣，而孟昶不是最早的題聯人。
譚嗣同曾考證：劉孝綽（南朝梁文學家）罷官不出，自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其三妹令姻續曰：“落花掃仍合，叢蘭摘複生。”這雖是詩，但語句皆為駢儷，又題於門上，這應是我國最早的對聯。
到宋代，春節粘貼對聯，已成為一種普遍風俗。如王安石在他的《元日》詩中寫道：“千戶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這裏說的“桃符”，其意還是孟昶當時所書寫的春聯。孟昶是五代後蜀的國君，後蜀不久為宋所滅，但這種在桃木板上題聯的形式，宋代就被廣泛地使用。以後，人們又用紙張代替桃木板寫聯，這與今天粘貼的春聯，並無什麼區別。
又據傳，把“桃符”推廣為春聯的，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事。朱元璋定都金陵後，在一次除夕前，他傳旨：無論公卿士庶，每家門口都要粘貼一副春聯。除夕晚上，他還微服出巡，見到五彩繽紛的春聯，他非常愜意。當走到一家庶民門口時，見沒有貼出春聯，他很奇怪，一打聽，原來這家是以“閹豬”為業的，不好意思寫春聯貼上。於是朱元璋就精心思索，親自給這家寫出一副對聯，聯雲：“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全聯並未說出“閹豬”二字，但這個“閹”字的含義卻充分地體現出來了，而且全聯對得工整、確切，曲而不浮。第二天，他又來到這家門口察看，見門框上仍未貼出對聯，他更覺得奇怪。當詢問時，這家主人說：“因這副對聯是皇上的禦筆，我貼到神龕上供起來了。”朱元璋一聽大喜，當即賞給這家主人一些銀錢。由於皇帝親自提倡春聯，對聯這一藝術形式就被廣泛地應用於各種場合。不但婚喪、喜慶使用它，一些名勝古跡、驛店茶亭、官署試院、樓台亭閣等處，也都普遍地使用它。對聯就這樣流傳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