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地位的上升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點從中國本身轉向中國的世界影響。十年前世界討論中國的經濟轉型能否成功，現在是討論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否有普世意義。十年前討論如何將中國納入國際體係，現在是討論中國改革金融體係的方案是否可行。十年前討論是否讓中國加入八國集團，現在是討論沒有中國參與，八國集團能否發揮原有作用。十年前討論中國是否在崛起，現在討論中國崛起成功後的世界影響。十年前討論中國的經濟影響，現在討論中國對世界的思想影響。十年前很少外國人知道《環球時報》，現在是國際媒體普遍以《環球時報》作為中國社會思潮的風向標。
十年前人們懷疑中國崛起的可能性，其主要原因是冷戰後的民主化和市場化兩大趨勢強化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的觀念。人們普遍認為市場經濟與西方選舉製度是一致的，而中國的政治製度無法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不是市場經濟帶來中國的政治動蕩就是中國的政治體製製約市場經濟的發展。然而，以往十年中國崛起的事實證明中國的政治體製比西方民主能更大程度地提高市場經濟的效力。
十年前人們沒想到《環球時報》能成為中國最有國際影響的報紙，主要是因為人們認為《環球時報》的民族主義色彩太重，缺乏全球化的國際主義觀念。這種批評十年不斷，但是批評者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那些國際主義觀念主導的報刊在國際上毫無影響，甚至萎縮，而《環球時報》卻意外地崛起為國際社會最關注的中國報刊。《環球時報》之所以能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我以為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從中國人的角度理解世界，而不是從地球人的角度理解世界，二是反映中國民眾的觀點和立場，而非隻表達中國的官方立場。
回想以往十年中國的崛起進程和《環球時報》的崛起進程，我有三點體會。一是這兩個崛起都是幹出來的，不是宣傳出來的。二是這兩個崛起都是在批評多於肯定的過程中發生的。三是這兩個崛起過程都伴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是不斷冒險的結果。十年前人們沒有想到中國能崛起和《環球時報》能獨占中國媒體鼇頭，很可能是因為我們膽小怕事。一是怕國際社會有中國威脅論，所以不敢談崛起。二是怕崛起有風險，不敢以崛起為目標。而事實是，以往十年的曆史證明，任何一種崛起都是不斷挨批和冒險的過程。
所想到的未來
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經濟地位相對上升，這使許多國人接受了中國崛起這個概念，也就是認為中國是個崛起大國。然而，以往十年中國崛起的曆程並不決定今後十年中國必然在崛起軌道上繼續高速前進。《環球時報》以往十年的成功也不必然保證它今後十年不衰敗。1980年時沒有人想到日本經濟從90年代起長期停滯不前，1981年時沒人想到蘇聯1991年會解體，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時沒人想到美國2009年會發生金融危機。我想談一下今後十年中國崛起的命運。
中國崛起的命運有三種基本模式。第一種，中國在現有崛起的軌道上運行，而且可能運行得更快，像美國超越英國一樣最終完成崛起。第二種，中國停滯在崛起的軌道上，像日本一樣看著別國列車超過自己。第三種，像蘇聯一樣從崛起的軌道上脫軌而下。
為了實現第一種可能，避免後兩種可能，我以為今後十年裏中國需要特別關注三件事。一是要加大民族國家建設的力度。現代國際體係是一個民族國家體係，民族分裂的曆史潮流非常強勁。民族國家數量仍有不斷增加趨勢。如果中國不能經受民族分裂潮流的考驗，中華民族崛起的脫軌危險就難以避免。與80年代比，台灣、西藏、新疆分離主義的勢力都比那時強大了許多。因此加大民族認同感建設是今後十年麵臨的重大政治任務，而這種政治任務靠經濟發展是無法實現的。
其次是調整崛起的戰略。以往十年中國處於崛起的起飛階段，還可以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無需承擔較多國際責任。這場金融危機將中國的崛起推向衝刺階段，承擔大國責任成為中國崛起不得不上的台階。承擔大國責任就是承擔領導責任，而國際社會是否承認一國的領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的國際戰略信譽。荀子將其總結為“信立而霸”。提高國際戰略信譽與增強經濟能力具有性質上的差別，其難度遠大於經濟發展。中國要想提高國際戰略信譽，就得在許多方麵調整對外戰略。不調整則可能停滯不前，甚至出軌。
第三也是最為根本的一點，是加快改革和創新的速度。衝刺階段意味著中國崛起要相同的時間裏克服更大和更多的困難。然而克服這些困難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在於創新。沒有改革不能前進，沒有創新則無法超越。現在，容易改的改完了，低水平的創新創完了，今後十年麵臨的是改革頑疾和高難度創新。做不到這兩點就衝不到崛起的終點。
《環球時報》今後十年的前途將與國家命運一樣，也取決於是否能堅持民族主義的精神，能否不斷地調整戰略和是否敢於不斷大膽創新。希望今後十年，《環球時報》能為學者在國家崛起和民族複興問題上提供一個更大的各疏己見和高談闊論的平台。希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次聚首時，不必再討論國家和《環球時報》如何崛起為世界一流，而是討論如何維護其世界領先地位。
“戰略機遇期”失不再來嗎
上世紀90年代，學界很多文章分析我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問題。其核心內容是，世界大戰危險的消失和世界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構成了我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戰略機遇期以前不曾有過，失不再來，以後也不再有了。故此我國對外政策要防止小不忍而亂大謀，要小心嗬護這個戰略機遇期。然而，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迅速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卻挑戰了戰略機遇期失不再來的看法。
經濟危機挑戰“戰略機遇期”概念
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客觀上嚴重衝擊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然而，我國際地位卻不降反升。2009年在倫敦和匹茲堡舉行的兩次20國金融峰會，確立了我國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國際社會普遍預測，到2009年底，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日本。對此現象，人們不禁要問，世界經濟低增長就不是我國崛起的戰略機遇嗎？我國崛起的機遇真的隻有一次嗎？
世界銀行2009年6月預測，全球經濟增長率從2008年開始下滑，2009年將下滑至負2.9%，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率最低紀錄。由此可見，無論全球經濟增速大小，我國崛起都可能有機遇。目前全球經濟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似乎正在為我國崛起創造更大的機遇。在我國經濟保持8%增長的情況下，如果其他大國經濟負增長導致全球經濟負增長，這樣會比他們經濟正增長更快地提升我國的經濟地位。
2008年危機發生時，各方對危機持續時間的預測長短不一。這種分歧說明，這場危機給中國崛起帶來多長時期的機遇沒人知道，以後是否帶來新機遇也沒人知道。如果人們連眼前這場已經發生的危機給中國崛起帶來的機遇期有多長都不知道，人們又怎麼可能預測到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中會有多少戰略機遇出現，這些機遇共計能延續多長時間呢？
崛起機遇是自己爭取來的
大國崛起是新興大國與霸主國實力地位的轉換過程。如果霸主國絕對實力嚴重萎縮，即使新興大國的絕對實力不增長，也能提高其實力地位。這一原理適用於所有大國地位的上升，美國也不例外。1991年，美國自身的絕對實力並無迅猛增長，但因蘇聯的解體，美國獲得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
機遇的價值不在於其時長和特點，而在於是否得到了有效運用。任何機遇的時長和兩次機遇的間隔都是不確定的，同時每次機遇又都有各自的特殊性。由於所有機遇都具有不確定性和特殊性，因此是人把握和運用機遇的能力決定了機遇的價值，而非機遇的時長和其特點。對於能抓住和運用機遇的人來講，機遇是有價值的，反之，則沒有價值。正所謂，天助自助者。
仔細思考這次經濟危機給我國崛起提供的新機遇，我們會發現，大國崛起的機遇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爭取來的。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所有大國麵臨的，是同一場經濟危機。然而，為何這場危機給中國帶來了機遇，卻沒給其他經濟大國帶來機遇呢？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的金融管製較嚴，尚不完全開放，所以，中國經濟受到打擊的程度小於其他經濟大國；同時，中國在應對經濟危機上的能力強於其他大國。中國的體製在應對1997—1998年金融危機時，就已表現出了這種能力。當然，由於每次戰略機遇的特點是不同的，因此有運用金融危機這種機遇的能力並不意味著有運用其他機遇的能力。
2000多年前，管子就說：“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無道，霸王之資也。”古人早就意識到，大國獲得崛起的機遇，源於自身的正確和他國的錯誤兩個因素。這意味著，有能力抓往和運用機遇的大國就常有崛起機遇，而無此能力的大國則為他國創造機遇。大國崛起是一個持續幾十年的進程。一次機遇的得失，不足以決定崛起的成敗；但不斷失去機遇，則無望實現崛起。大國崛起，的確存在著運用戰略機遇的問題，但卻不存在是否有“戰略機遇期”的問題。
雖然戰略機遇的產生源於自身正確和他國錯誤兩個因素，但在運用戰略機遇的策略上我們隻能立足於自己決策的正確，而不能依賴於他國的失誤，因為他國失誤與否不由我們決定。
二戰後中國崛起機遇不斷
1840年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屈辱的近代史。為此，中華民族的仁人誌士，提出了民族複興的政治目標。民族複興這一目標的同義語，在冷戰後稱為中國崛起。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曆史可以發現，我國曾多次麵臨崛起的戰略機遇，但每次把握和運用的情況，卻大為不同。
在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我國的崛起提供了一次戰略機遇。美國和蘇聯在戰後分別成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強國，但其他大國誰能最快發展起來的前景並不十分明朗。二戰結束前，美國學者沃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他1943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的盾牌》一書中曾預測，中國將是戰後最可能興起的強國。果然，1945年聯合國一成立，戰勝國的地位就使中國獲得了五常席位之一。中國的大國地位，在近代史上首次得到了國際社會承認。然而，由於民主聯合政府未能建成從而引發了內戰，使此次崛起機遇未能得到利用。
在50年代，我國在朝鮮戰爭中的戰果，為我國爭取到一次崛起機遇。1950—1953年，我國以相當於美國GDP5%的經濟規模，與美國進行了朝鮮戰爭，並迫使美軍在板門店簽署了停戰協定。這使中國驟然間成為世界軍事大國，從此我國外部軍事入侵之虞消失。這場戰爭的結果，為我國經濟建設創造了安全的戰略機遇。然而，這次機遇僅僅被運用四年，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運動將其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