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宏觀經濟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G2”理論是荒謬的
如果評選2009年國際社會最流行的新詞，“G2”理論必定位列其中。“G2”理論最早由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坦於2008年夏季在美國《外交》雜誌7-8月刊上提出的概念。弗雷德認為，近幾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經濟強國，美國應聯合中國組成“G2集團”代替現今的“G8”（八國集團），以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和處理全球性問題。
在“G2”理論誕生後的一年裏，先後有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行、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製建立等重大事件發生，中國的影響和作用在世界範圍內日益凸顯，“G2”理論也日益升溫，不僅在中美兩國，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這其中讚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但這也反映出了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對於“G2”理論，中國應如何看待，它的背後隱藏著什麼，中美能共同領導世界嗎？
眾所周知，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綜合實力無可匹敵，但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時間最長、強度最大的經濟衰退。在這種時刻，美國經濟界人士提出“G2”理論，可以說既有現實的需要，也有對長遠的考量。
首先，麵對嚴重的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最為迫切的任務就是穩定國內和國際的金融秩序，恢複美元的國際信譽，促進國內經濟複蘇。中國作為最大的外彙儲備國和美國國債持有國，其外交和資金上的支持對於美國實現經濟複蘇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美國麵臨著眾多棘手的國際事務和國際壓力。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局勢問題、朝鮮和伊朗核危機、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修補大西洋兩岸關係等，此時的美國急需一個“幫手”來分擔美國的國際責任，幫助美國協調、緩和或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歐盟雖然經濟實力強大，但也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自顧不暇；俄羅斯也和歐盟一樣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嚴重下滑；日本不是政治大國。此時，中國作為當今全球範圍內發展最為迅猛的大國，受國際社會的關注度也較高，美國正好借助“G2集團”的口號，拉近與中國的關係，試圖讓中國幫忙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國際義務。
再次，美國試圖利用“G2”的概念營造出要和中國“共管世界”的態勢，如果中國對“G2”過分熱衷，就要過早地承擔起與自身利益和實力不相符的國際責任，做不必要的國際承諾，最終將損害中國的利益。
不可否認，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確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在政治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世界上許多熱點問題如朝鮮核問題、溫室氣體排放等都有相當的發言權。
從經濟層麵看，中國的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三，中國的外彙儲備是世界第一，而且還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工業化加速推進，正向全方位的世界級製造業大國轉變。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麵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果斷實施了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僅避免了經濟下滑，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而且為世界經濟的止跌回穩及複蘇做出了貢獻。聯合國於2009年初在北京發布2009年世界經濟報告中指出，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比2008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大幅降低，但在全球經濟增長中中國仍是亮點，中國有望保持8％的速度增長，這將給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一半的力量。
盡管如此，也不能確定“G2”理論是否成立。“G2”理論從某種角度而言就是要塑造一種21世紀的新型“兩極格局”。眾所周知，一個國家要想成為國際格局中的一極，必須要具備以下四個條件：即超群的綜合國力；向世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塑造和維護國際體係的能力；國家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全麵參與國際事務的決心和意誌力。縱觀全球，隻有美國是完全符合這四個標準的，在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都將是世界的重要一極，中國現在還遠沒有達到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的程度。
另外，“G2”理論本身又帶有很大的片麵性和不穩定性。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還很不平衡，經濟結構有待優化；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還不高；金融體係尚不健全；經濟總量雖大，但人均收入偏低。事實上，中國是經濟大國，卻非經濟強國，而且中國的軍事實力仍然是地區性和防禦性的，因此還不具備向國際社會提供充足的國際公共產品（如國際結算貨幣工具、國際安全保障、國際規則和協定等）的能力。除此之外，中國社會也在隨著經濟發展而急速轉型，產生了一批亟待解決的問題，如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矛盾等。總之，中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同美國組建“共治世界”的G2集團。
溫家寶總理說“G2”是“毫無根據和錯誤的”，他多次強調，一兩個國家或者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全球的問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目前，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加快自身各方麵的發展，練好內功，才能在未來的國際格局中立於不敗之地。
中國外彙儲備的風險
外彙儲備，也稱外彙存底，是指一國政府所持有的國際儲備資產中的外彙部分，即一國政府保有的以外幣表示的債權，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持有並可以隨時兌換外國貨幣的資產。
高額的外彙儲備一直被許多經濟學家視為一柄雙刃劍。一方麵，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高額外彙儲備可以作為國際金融的調節器，可以為國家金融穩定和危機救助提供保障。但在全球流動性泛濫之時，儲備的過快增長無疑也蘊藏著諸多風險。
自2006年2月我國外彙儲備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彙儲備國家以來，我國的外彙儲備不斷創出新高。據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7月1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6月末，國家外彙儲備餘額為2．131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7．84％。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外彙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的國家。
外彙儲備作為一個國家經濟金融實力的標誌，它是彌補本國國際收支逆差，抵禦金融風暴，穩定本國彙率以及維持本國國際信譽的物質基礎。在深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背景下，我國外彙儲備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這無疑是給複蘇中的中國經濟打了一針“興奮劑”，吃了一顆“定心丸”。
但是，外彙儲備並非多多益善，近年來中國外彙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麵影響。如此巨額的外彙儲備和過快的增長勢頭，已經給人民幣造成了很大的升值壓力，並且由此帶來的與美國和歐盟的貿易摩擦問題，對我國今後經濟良性運行構成了嚴重威脅。
（1）過多的外彙儲備增加了持有成本，造成資金、資源的浪費。外彙儲備過多，國家儲備資產管理承受的風險就會加大，主要表現為承擔巨大的利息損失和儲備縮水。我國的大部分外彙儲備資產是以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和美國政府債券形式持有的。銀行存款和債券投資的收益率遠低於國內的平均資本投資的收益率，而持有借入儲備的融資成本高，我國持有巨額外彙儲備的同時每年還以高成本從國外大量引進外資和借取外債，其潛在的損失是明顯的。
（2）迅速增長的外彙儲備形成了流動性過剩。不斷增長的外彙儲備在很大程度上引發目前銀行體係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加劇我國的經濟失衡。近年來，我國基礎貨幣所麵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大幅順差帶來的外彙占款使得央行不得不投放基礎貨幣，加上衍生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加大外國投機性資本進入的力度，造成國內金融市場流動性過剩。2008年上半年新增外彙儲備2806億美元，就造成基礎貨幣淨投放將近1．9萬億人民幣，加大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過剩。
（3）加大通貨膨脹壓力。首先，從經濟增長來看，外彙儲備的快速積累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效果等同於擴張性貨幣政策，因而刺激經濟增長並帶來通貨膨脹壓力；其次，從供求數量來看，外彙儲備的快速增長引起貨幣供應量的迅速增加，使得貨幣供應總量大於實際資源的貨幣需求，從而引起實際資源價格上漲，帶來通貨膨脹；再次，外彙占款的投放集中於貿易導向型和外向型部門，相應地會帶來這些部門的結構性通貨膨脹。
（4）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央行為了有效控製貨幣供應量，緩解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衝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公開市場操作、發行央行票據、提高法定存款準備率等手段都是圍繞對衝外彙占款展開，使央行貨幣政策陷入了被動。在目前狀況下，央行必須同時應對外彙儲備擴大、彙率相對平穩和流動性過剩等幾個目標。由於目標之間相互製約，不具有兼容性，因此，單一的貨幣政策已難以同時實現國內和國際兩方麵的政策目標，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5）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大。大量外彙儲備導致央行巨額人民幣的釋放，央行票據的調解作用受到限製；高額外彙儲備存在機會成本和貶值風險。人民幣升值後，在目前我國麵臨通貨膨脹的時期，國內的生產要素價格上升，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就會產生內外價格同時上升的壓力，這就使我國出口商品價格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
為避免外彙儲備過高帶來的煩惱，外儲結構調整和有效利用顯得尤為關鍵。在諸多有效利用外彙儲備的主張聲中，增加購買戰略性資產，增加能源和資源儲備的呼聲一直很高。但有專家指出，中國作為國際市場上的大買家，一旦重倉介入某種資產或大宗商品，自然會大幅拉高這種資產的價格，反而會帶來不必要的儲備損失。
鼓勵企業“走出去”正成為當局化解外彙儲備風險的一條途徑。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斌說：“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降低國內外彙儲備，通過貸款換石油等具體方法，我國把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石油等資源類資產，這對於調整外彙儲備結構、推動外彙儲備的多元化、抵禦金融風險將發揮積極作用。”
不過也有專家指出，對於化解高額外彙儲備風險，這些方法僅僅是“治標”而非“治本”之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餘永定認為，這也許能解決外彙儲備中的存量問題，但它無法解決流量增長問題。他認為，目前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盡快采取措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
最大鐵礦石進口國的尷尬：力拓事件中被動的中方
2009年7月5日，澳大利亞力拓公司駐上海辦事處的首席代表胡士泰等4人因涉嫌為境外刺探和竊取中國國家秘密，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與一般人想象不同的是，這次定義的“國家機密”不是屬於政治、軍事、外交領域，而是純粹的經濟領域。據有關媒體報道，近幾年來，由於以力拓為代表的國際鐵礦石壟斷商通過竊取情報形式幾乎完全掌握了中國國有鋼鐵企業的有關核心信息，從而在鐵礦石談判中清晰洞悉了中方的底牌，給中國鋼鐵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實質上，“力拓事件”最為直觀和鮮明地說明了國際勢力在有關資源和與資源相關的環境問題與中國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角逐。誠然，在當今錯綜複雜的國際商業背景下，通過竊取他國國家機密而決戰商場的事例不勝枚舉，但這並不是在鐵礦石談判中屢屢失利的主要原因。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在議價上卻沒有話語權，這或許成為力拓事件背後最需值得深思的問題。
2003年，隨著中國超過日本開始成為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中國在世界鋼鐵業的地位得到認可。但在曆年的談判中，中方卻總是處於被動地位，不得不一次次接受力拓等三大礦山公司漲價的要求。眾所周知，價格由供需雙方決定，這是經濟學的簡單道理，因此鐵礦石市場由礦企單邊定價是不正常的。中國已是國際上進口鐵礦石最多的國家，2008年進口的鐵礦石數量已超過世界鐵礦石海運貿易量的一半以上，即從2002年進口1．11億噸，到2008年進口4．43億噸，這一進口量已占當年世界貿易量的五成，但在價格談判中卻一直沒有議價權，連續六年敗北。2003年，寶鋼代表中國鋼鐵業首次參與亞洲鐵礦石價格談判，但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接受了日本新日鐵公司的談判結果：價格漲幅18．6％。也正是這一年，開啟了中國鋼鐵企業在鐵礦石談判中的“六連敗”。
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擴散和蔓延，我國鋼鐵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出現了產需陡然下滑、價格急劇下跌、企業經營困難、全行業虧損的局麵，鋼鐵產業穩定發展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2008年中國進口鐵礦石4．43億噸，多支付了1800億元，而行業利潤卻隻有800億元。
2009年，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中鋼協）第一次取代寶鋼成為談判代表，秘書長單尚華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鐵礦石價格至少要降40％以上，達到2007年價格水平”。但中鋼協很快就發現自己的任何一個談判底線居然都在供方掌控之下。強硬態度並不能決定談判結果，雙方未能在6月30日的最後期限前達成協議，鐵礦石談判被迫進入“加時賽”。而日本和韓國主要鋼鐵公司已達成了降價28％至33％的供應合同。
“力拓間諜門”發生後，鐵礦石談判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很多人猜測，一直想在中國增大供應量的巴西淡水河穀公司（世界第一大鐵礦石生產和出口商）有可能成為中方以量換價的突破口。淡水河穀2009年6月接受了對日本鋼企降價28％的年度鐵礦石供應合同，是7年來的首次降價，但一直拒絕接受中國的鐵礦石降價要求。
據業內人士分析，中方在進口鐵礦石價格談判上喪失話語權，不僅是由於單純的行業信息被竊取，國內鐵礦石貿易市場長期以來的混亂狀況是深層次的原因。隨著近年來中國鐵礦石需求的大幅增加，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兩個市場，即長協礦和貿易礦。我國目前具備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根據相關政策，隻有具備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才能享受進口鐵礦石的長期協議價，這就是長協礦的市場。而中小鋼企則隻能請有進口資質的企業代理買賣礦石，這被稱為貿易礦。中投顧問能源行業首席研究員薑謙表示：“在2008年鋼鐵生產能贏利的情況下，大企業具有進口資質，就通過向國內中小企業倒賣鐵礦石贏利。”大企業將過剩的“長協礦”按現貨礦的價格倒賣給中小鋼廠，賺取差價。有報道稱，2008年我國長期協議進口的鐵礦石中有超過10％的被拿到市場上倒賣，各進口企業倒賣“長協礦”的收入至少超過200億元。
為規範國內鐵礦石進口秩序，中鋼協於2009年2月高調推出《鋼鐵行業進口鐵礦石貿易秩序自律公約》，提出鐵礦石進口代理製，嚴令禁止購礦企業未經授權與礦石供應商進行多頭談判。有進口資質的企業將被嚴格控製進口礦石的流向，禁止隨意加價倒賣礦石，鋼廠進口的數量要以滿足一年生產的自用量為主，為沒有礦石進口資質企業代理進口，有進口資質的企業隻能通過收取3％至5％代理費的方式進行，不允許隨意賺取差價。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於缺乏足夠的監管，關於代理費的規定卻成了一紙空文。2008年，長協礦價格在每噸七八百元左右，但中小鋼廠最終從貿易商手裏買進的價格高達每噸1400元。
有人認為，中方鐵礦石談判失利並非僅僅因為力拓案。雖然胡士泰等人的違法行為毋庸置疑，但是鐵礦石談判之所以屢戰屢敗，深層原因是鐵礦石進口權的部分壟斷讓大型鋼企和中小鋼企各懷“鬼胎”，這才讓談判桌上的外方有了可乘之機。從某種程度上說，鐵礦石談判，其實也是中國大鋼廠與小鋼廠之間的博弈。
很顯然，定價權的喪失主要是因為國內鋼鐵生產集中度不夠，要想奪回鐵礦石“定價權”，保障我國鋼鐵產業安全，根本途徑在於提高自身的資源控製力。同時，在鐵礦石貿易上，進一步減少國內的鐵礦石進口貿易商。
力拓事件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金融危機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國際勢力在有關資源和與資源相關的環境問題與中國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角逐。
貿易保護的合理性
2009年4月20日，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請，對中國產乘用車輪胎發起特保調查。其在訴狀中聲稱，從中國大量進口輪胎損害了當地輪胎工業的利益；若不對中國輪胎采取措施，到2009年年底還會有三千名美國工人失去工作。
2009年6月29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以中國輪胎擾亂美國市場為由，建議美國將在現行進口關稅（3．4％—4．0％）的基礎上，對中國輸美乘用車與輕型卡車輪胎連續三年分別加征55％、45％和35％的從價特別關稅。
2009年9月1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將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輕型卡車輪胎，征收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第一年將對從中國進口的輪胎加征35％關稅，第二年加征30％，第三年加征25％。
輪胎特保案是奧巴馬時代美國首起對華特保案，也是針對中國的最大特保案。在經濟學中，美國政府的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貿易保護。所謂貿易保護，就是在國際貿易中由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幹預的政策。
自從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力主英國貿易政策由貿易保護轉向自由貿易以來，自由貿易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貿易原則。但是，貿易保護現象並未因此而在世界上絕跡，恰恰相反，貿易保護現象幾乎與自由貿易原則一樣為人們所熟悉。特別是2008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問題引發的金融危機將恐慌與危機傳染到全球各國，導致全球經濟進入“嚴冬期”。隨著負麵影響的不斷擴大與深化，全球範圍內的投資和貿易都出現了明顯的下滑。不少國家和地區為加強對本國產業和市場的保護，采取了各種貿易保護措施限製進口。但這些措施不但無易於危機的解決，反而會進一步加劇危機，使全球經濟進一步惡化。
事實上，貿易保護對全球經濟的危害是基本常識，曆史曾給貿易保護主義提供過教訓。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後，當時的美國政府為了保護國內工業不受大量進口商品的衝擊，於是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並開始對2萬餘種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美國的這一做法引起世界各國的不滿，並導致各國采取措施對美國出口商品進行報複，一係列的貿易戰幾乎令全球貿易停頓。
亞當·斯密曾對人們之所以需要自由貿易的原因做了一個簡單而有力的說明，即對交易雙方而言，“互相交換產品比自己製造更有利”。因為，社會分工使人們從事不同的行業，由此，人們憑借自己在某一行業的專長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並用以換取自己所需要的其他行業的產品，顯然要遠遠勝於自己製造自己所需的所有產品。比如．甲國是農業大國，乙國農業不發達，乙國向甲國購買農產品，總是比自己製造有利。
二百多年來，國際貿易的發展充分證明了自由貿易主張的科學性和現實必要性。但是，必須看到，一國之內的人們出於分工而進行的市場交易，與國家之間基於生產優勢而進行的國際貿易是有很大區別的。這種區別雖然不會改變自由貿易的科學性、必要性，但卻會使國際自由貿易的情況變得複雜。例如，當某國的某種產品雖然暫時不具備國際市場競爭力，但卻有條件形成顯著的國際市場競爭優勢時，那麼，為保護這種產品的發展，該國就有必要在一定時期內實施必要的貿易保護措施，創造出適宜該產品生產發展的市場條件。這雖然會為國內消費和國際貿易帶來暫時的損失，卻會在不遠的將來為國內消費和國際貿易產生持久的利益，從而並不與自由貿易原則相抵觸。
另外，在國際貿易中更為多見的合理的貿易保護情況是，當某種民生必需品的進口量不可能充分滿足國內消費需要時，那麼，即使這一進口產品的生產成本低於國內產品的成本，也應堅決地保護國內生產的發展。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出於進口更實惠的考慮而任憑國內生產的萎縮，那將是極其短視的。如果國內生產在進口廉價產品的衝擊下無力滿足國內需求，則進口產品的價格便可能在供不應求的市場壓力下大幅上升，而不再保持以往的物美價廉。當然，這種貿易保護並不在於片麵地排斥進口，而是應以國內生產的成本水平為出發點，將這一產品的國內市場價格保持在對國內生產者有利的合理價格水平上。以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貿易而言，國際農產品價格有時高於國內價格，有時低於國內價格，但是，國際農產品價格的變化並不能改變國家強化農業基礎的既定方針。這是因為，十幾億中國人的農產品需求絕非國際貿易所能滿足，從而農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也將始終是重要的基礎產業。從這一基本考慮出發，農產品進口作為國內生產的補充，不僅應以保持國內市場供求平衡為依據，而且也應以保持國內農產品合理價格水平為準則。換句話說，如果國內農產品市場價格因供大於求而低於合理價位，那麼，不論國際農產品價格是否低於國內市場價格，都應支持國內農產品出口。反之，如果國內農產品價格高出合理價位，那麼，在國際農產品價格低於國內價格的情況下，適度擴大進口量則是必要的。
貿易保護就像是一把雙刃劍，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傷害自己。在國際經濟貿易中，在自由貿易原則下，合理的貿易保護是有其存在的科學性和必要性的。而如何區分合理的貿易保護與不合理的貿易保護，則是在國際貿易中堅持自由貿易原則的關鍵問題所在。
經濟寒流促使我們要拉動內需
農村消費能力的不足，一直以來是製約我國擴大內需的瓶頸之一。為了刺激農村農民消費水平升級，2007年12月起，商務部和財政部在山東、河南、四川、青島三省一市進行了家電下鄉試點，對彩電、冰箱（含冰櫃）、手機三大類產品給予產品銷售價格13％的財政資金直補。
2008年11月30號，財政部、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了《關於全國推廣家電下鄉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從2008年12月1日起，家電下鄉從原來的三省一市基礎上增加10個省市，從2009年2月1日起，家電下鄉在原來14個省市的基礎上，開始向全國推廣，產品也從過去的四個增到八個，除了之前推出的“彩電、冰箱、手機、洗衣機”之外，本次家電下鄉又新增了摩托車、電腦、熱水器和空調。它們和彩電等產品同樣享受國家13％的補貼。各個省市可以根據各地區不同的需求在這四個產品中選擇兩個進行推廣。
家電下鄉，是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消費和拉動內需的一項重要舉措，得到廣大家電生產企業和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然而，這樣的方式是否有效？能否真正撬動起農村巨大的消費市場？能否拉動農村的內需？
目前，內需不足，特別是國內消費不足，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突出矛盾。多年來，出口和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以2007年為例，出口和投資的貢獻率合計高達60．3％，國內消費的貢獻率僅為39．7％。有人說，這好比兩匹好馬加一匹瘸馬拉著的三套車，無論兩匹好馬如何賣力，車也不能好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