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夕，王引萍女士到我家送來了她《明清小說女性研究》的書稿，約請我為之作序。引萍女士是我早年的同窗西北大學趙俊玠教授指導的碩士研究生，1988年畢業後到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中文係工作。我們曾共同講授中國古代文學課。引萍樸訥內秀，勤奮嚴謹，愛崗敬業，不善交際，不事張揚。我們除了教學和為共同科研課題的交往外，很少接觸。這次她竟然登門送書稿，令我興奮和快慰。
我首先閱讀了《中國文學中叛逆女性形象的演變》一文。這是因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在寧夏大學學術報告會上作過《我國第一首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的講演，其中有個子題是“中國文學古代婦女形象畫廊”。記得當時反響不一，有的先生說，我是“野狐禪”，“怎麼能把不同時代人物形象硬扯在一起！”當時我不以為然。今天一看到此類題目，就急於先睹為快。
在我國漫長的古代文學史上出現了難以計數的女性形象，而引萍此文卻能從其中篩選出劉蘭芝、崔鶯鶯、杜麗娘、林黛玉、黃繡球這五個有理想、有追求、具有一定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加以剖析，確實難得。作者從文本入手，認為由於這些人物所處社會與文化背景的不同，她們的理想、追求和反抗舊傳統的深度、強度也必然出現差異。這種差異顯示了中國文學中女性形象演變的軌跡，具有一定的文化意義。這表現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在封建桎梏下婦女解放的趨勢。此文顯示了作者在科研工作中善於研究大量繁雜資料，具備較強的去粗取精、以精馭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對我的啟示，當年我的研究，雖然涉及一些人物形象個性的差異，但是多停留在共性的類比上，未能突出“演變”二字。再者，當年還無意識地停留在男權意識的樊籬之中，用傳統觀念研讀中國文學中的婦女形象。而此文作者能以近年來比較前沿的女性主義視角對古代文學中女性形象及其演變軌跡進行研討，並把女性形象的演變和封建社會的演進、社會文化的演進聯係起來。這些對今日婦女解放、婦女問題的解決，以及文學創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具有啟發意義。因此，我認為這篇文章有深度、有新意、有學術價值。
在“叛逆女性形象”和《略論明代文學中的女性審美形象》等文中都提到《牡丹亭》和杜麗娘。這使我回憶起“文革”前，我在寧夏大學中文係的幾個年級都講過我國明代的《牡丹亭》和英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恰似世界文學史上的同胞姐妹。湯顯祖（公元1550~1616）、莎士比（公元1564~1616），他二位並非同年誕生，卻為同年逝去。湯氏可說是莎氏之兄，長14歲。然而《牡丹亭》結局是喜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結局是悲劇，兩劇都寫出女主人公為愛情出生入死的撼動人心的有序代愛情故事。二劇都塑造了純潔美麗、敢於反抗封建傳統勢力、堅貞不渝、大膽追求愛情幸福可愛的青年女性形象。從某種意義上說，朱麗葉是西方的杜麗娘，杜麗娘又是東方的朱麗葉。二劇的主題思想同樣揭露了封建製度的腐朽不合理，歌頌了青年男女對純潔愛情的渴望和追求，表達了可貴的人文主義思想。然而，莎氏此劇寫在歐洲文藝複興高潮時期，距英國最初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僅隻數十年。湯顯祖的《牡丹亭》完成於他棄官歸鄉的1598年（即明萬曆二十六年），距我國封建社會解體帝製的崩潰尚有三百餘年的漫漫長夜。如果說《羅密歐與朱麗葉》在為愛情出生入死、反抗封建是人文主義的啟明星的話，那麼《杜麗娘》則是在漫漫長夜升起的夜半明亮的星辰。在明代理學思想森嚴的禁錮下，劇本表達了以“情”戰勝“理”，其文化意義更加難能可貴而深遠。當時我的這些講法得一些同學的歡迎，然而亦遭到了我是“野狐禪”的非議。直至今日看到引萍的文章，卻使我甚得啟發。
文中指出在杜麗娘身上充分體現了封建禮法對女性的壓抑和女性自身情愛意識的覺醒，對愛情的熱切渴望和執著追求。湯顯祖通過這一形象肯定了人的自由權利和愛情的崇高，有其崇尚個性解放和至真之情，反對理學禁錮的文化意義。
但是，如果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來解讀的話，仍可發現其中的問題。如果說鶯鶯是借助於紅娘，那麼麗娘則是借助於夢境和皇帝，從實質上說，二人都有“媒妁”的參與和促進。此外，麗娘鼓勵柳夢梅追求功名富貴，最後也是以“金榜題名”大團圓收尾，這又表現了她思想意識中陳舊的依附男性的心態。作者這些分析是新穎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