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間看日本
一、民間：日本文化的另一麵
中國人對於日本文化常常懷著一種自信，認為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頭，兩者之間是源與流的關係。常見的另一種說法為同文同種，也包含有容易理解的意思。這些認識反映了中日兩國文化間的密切關係。日本古代文化直接取自於中國的確實很多，直到今天，從文字、詩歌、茶道、花道、服裝、建築、飲食、音樂等等，我們都還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其中的中國遺痕。這使我們對於這個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就遍地櫻花爛漫的“日出之國”，似乎總能保留著一些天然的優越感。
但自日本拋開中國這位業已衰落的老師、轉而開始維新之途時，中日之間從政治到文化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從“東亞病夫”到八年的抗日戰爭，不僅意味著這種天然的優越感所遭受的殘酷嘲弄，更在兩國之間留下了至今還不能讓人釋懷的戰爭記憶。這在文化上的影響是複雜的。一方麵，強烈的民族情感使人們因為侵略的醜惡行徑而拒絕、厭棄日本，從而也就阻斷了文化的進一步溝通。另一方麵，人們也由此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我們真的了解日本嗎？如果不了解，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日本？問題的答案自然不能一言以蔽之，所謂的日本必然是一個有著各種各樣麵孔的日本，經濟、政治、文化各有其表現，它們的綜合體才是一個真正的日本的麵目。但本書要談的隻是與文化有關的一些問題，可謂是從一個小小的側麵去看日本形象。強調戰爭記憶是為了再次重申這樣一種認識——仇恨與拒絕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更需要理性的審視與科學的研究。
日本文化具有兩麵性早為現在的人們所熟知，這就是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所說的“菊與刀”。[1]菊是日本皇家家徽，也是日本幽雅文化的象征。刀為日本武家的象征，代表的是日本文化中尚武的一麵；在日本扮演侵略國角色的曆史時期，更被視為日本狂暴凶殘的屠殺麵孔的象征。圍繞著日本文化的這種兩麵性，關於日本國民性格的兩麵性也隨之得到淋漓盡致的闡發，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事物的兩麵。盡管人們對於這種兩麵性已經有所認識，但真正深入其中時，也仍要對此發出難以透徹理解的感歎。其實早在16、17世紀，從歐洲來到日本的傳教士、水手們就曾發出類似的感歎。不過比起亞洲國家，歐洲人要理解古代的日本自然是更難一些。一個16世紀晚期的歐洲人就說到，日本的音樂對他們來說就象是“上大刑”。[2]（參看“歐洲人眼中的日本”）
要真正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是很不容易的。到目前為止，我們通常習慣於通過文學去了解日本文化。夏目漱石式的幽默與沉緩的內心世界的描繪、川端康成式的日本古典美、穀崎潤一郎式的畸形情欲、三島由紀夫式的激烈的死、大江健三郎的曖昧日本論、村上春樹式的現代孤獨與個性化，所有這些都是當今的我們閱讀日本文化的渠道。作為最高文化的代表之一，文學通過語言，以其對社會情狀的描摹和對人的內心世界的挖掘，而具有其他的藝術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優勢。
但這樣的文學還不是日本文學的全部，以為熟知了這樣的文學便會對日本文化了然於心的想法將會是錯誤的。周作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很具啟發性，他在日本文學、文化方麵的造詣至今仍有其影響與地位。他曾寫了四篇《日本管窺》。“之一”談日本國民的忠君愛國、現世思想、美的愛好、單純質樸和狹隘暴躁的雙重國民性格。[3]“之二”談日本的衣食住，從個人的性情和懷古的心態，去剖析自己對於日本生活的“愛著”情感。[4]“之三”談文化研究的視野與範圍，除了文藝學術，占多數人的底層文化也應受到關注；並以武士道的殘酷性中也包含有人情為例，說明文藝美術之外也有文化可以探詢。[5]“之四”則更明確地指出了解底層文化對於真正把握日本文化的重要性。[6]按照通常的邏輯，從“之一”到“之四”，對日本的管窺應是越窺越明，但《日本管窺》卻越窺越不明。最後，周作人索性下了一個這樣的結論：“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狀態便決不能明白日本的許多事情，結果我不得不絕望，聲明我不能懂，上邊所說的也都是費話，隻餘這不懂的一句聲明，這一句話卻是很有價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窺》四篇這是最有價值的也未可知。”[6]（第127頁）
周作人並不是真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不懂”，比之於其他的研究者，他當然要懂得多，這裏的“不懂”毋寧說是一種正話反說的策略。1926年寫這篇《日本管窺之四》的周作人，不僅流露了激憤的情緒，更顯示了對於文化的無奈。此時的他對日本文化的針砭是毫不客氣的：“日本常以書畫美術等中國係統的文化給西洋人去看，又以機器兵械等西洋係統的文化給中國人來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卻並不提出來，人家並不大注意，其實這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為右傾運動找一個靈魂，這就是的，亦無妨稱之為‘國粹’。”[6]（第127頁）以譏諷的語氣三言兩語就道出了日本文化裏的三種構成因素，並指出其中占據主要地位的還是日本本土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