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經過戊戌運動和辛亥革命等政治鬥爭洗禮的進步知識分子成為傳播西學的主體。中日甲午戰前，西學傳播的主體主要由外國傳教士和少數與其合作的中國開明士大夫所構成。據梁啟超編撰的《西學書目表》統計，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學譯著，中國人翻譯者38部，中外學者合譯者123部，外國人翻譯者139部。多數譯著成於外國人之手，而參與譯書的中國人大多不懂外文，主要從事譯文的潤色工作，在翻譯過程中起輔助性作用。這種情況下的西學引進隻能處於被動狀態。而在反映甲午戰後西學傳播的《譯書經眼錄》中，中國人翻譯者415部，中外學者合譯者33部，外國人翻譯35部，譯員國籍構成出現了大顛倒。由此可見，在甲午戰後中國人已經掌握了傳播西學、吸收外來文化的主動權，開始改變引進西學的被動地位。甲午戰前的中國譯者，不惟數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譯能力等方麵都很有限。戰後的中國譯者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了根本提高。《譯書經眼錄》中提到的中國譯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學生（包括留學生）、教師、編輯、記者、醫生、科技工作者、職業政治家、政府官員等，遍及知識界的各個階層。他們大都受過較係統的近代科學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識結構和一定的外語水平，能夠獨立地從事翻譯工作。其中不少人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參加者或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質方麵都遠勝其前輩。嚴複、林紓、馬君武、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丁福保、範迪吉、杜亞泉、張相文、樊炳清、趙必振、戢翼翬、楊廷棟、陳榥、楊毓麟等便是其中的傑出者，而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從事漢譯日籍的工作。
總之，在中日甲午戰後數年間，因受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激勵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不畏艱辛，勇敢探索，如饑似渴地學習外來文化，以較短的時間介紹了西方和日本在幾百年、幾十年中所形成的學術成就和知識積累，克服了從前西學引進的片麵性、被動性，使西學在中國得到積極而全麵的傳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衝擊，中國傳統文化也許依然會沿著原來的軌跡按部就班地延續下去。但是鴉片戰爭帶來的外部挑戰迫使中國在曆史轉折的路口不得不作出新的選擇。中國傳統文化的應變性再次發揮了它的作用。在19世紀60—90年代，一些知權達變的官僚士大夫對傳統的統治思想和統治辦法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提出了“中體西用”的口號，試圖把西方的經濟技術、自然科學和中國的綱常名教、封建製度結合起來。在此期間，盡管西方自然科學得到人們的承認，中國社會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僅僅局限在文化的表層結構，傳統文化的主體——孔孟儒學及綱常倫理道德體係並未被觸動。自甲午戰後興起的戊戌維新運動始，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思潮開始受到國人重視。以民主學說和進化論為核心內容的西學，從歐美和日本兩個不同渠道如同潮水般湧進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影響。湧入的西學不僅破壞了傳統文化的表層，而且觸及並撼動了它的內層結構。傳統的政治觀、道德觀、宇宙觀乃至神聖不可侵犯的孔孟儒學都受到新思潮的詰難與抨擊，資產階級近代文化的基礎隨之確立。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後的西學傳播帶有文化革命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