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傳播的西學內容豐富、學科齊全、數量龐大。
其二，日本成為西學引進的又一重要來源。
其三，經過戊戌運動和辛亥革命等政治鬥爭洗禮的進步知識分子成為傳播西學的主體。
在中日甲午戰後數年間，因受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激勵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不畏艱辛，勇敢探索，如饑似渴地學習外來文化，以較短的時間介紹了西方和日本在幾百年、幾十年中所形成的學術成就和知識積累，克服了從前西學引進的片麵性、被動性，使西學在中國得到積極而全麵的傳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當然，引進的外來文化並非全是佳禾，其中不乏莠苗。國人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接受其精華，往往是兼收並蓄，利弊相形。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隻有在與外部世界的不斷交往中，才能取長補短，獲得繼續生存發展的生命力，提高對外來文化的識別能力。甲午戰後國人對於東學的關注與輸入證明了這一點。
評議
孫燕京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在前麵兩個小時裏，我們聽了越智敏夫教授的“殖民主義思想與近代東亞”、吉澤文壽教授的“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台灣·朝鮮·中國大陸”、王開璽教授的“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中國外交體製的嬗變”、史革新教授的“東學與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變化”4個報告，給我的總體印象有以下幾點：
1.中日兩國學者的治學態度是學術的、嚴謹的。
越智教授這樣客觀地評價日本的近代化：“其不幸在於自認為是模仿西歐的優等生，日本政府認為，獲得殖民地正是本國近代化的重要指標。侵略亞洲是近代化的同義詞。”吉澤教授討論了日本在殖民統治中的“暴力裝置”，客觀討論了日本政府對戰爭賠款和對日軍及家屬撫恤金問題上的不同態度等。史革新教授則用很大的篇幅介紹了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經驗對中國的重大影響。王開璽教授分析了中西文化衝突之下的中國外交體製的變化。這些都反映了兩校忠實於曆史、忠實於學術的良好學風。
2.日本學者發言反映出來的視野是“世界的”或者說是“全球化的”，而中國學者更關注於中日兩國之間，或者是自我變化方麵。
越智教授報告中從歐洲民族國家（他稱作“國民國家”）的形成、對日本的影響，討論日本近代殖民主義思想對東亞的侵略作用；描述的是世界→亞洲的日本→東亞；吉澤教授也是從日本殖民統治對東亞三個地區的影響來提出問題的。王開璽教授報告的角度是中國外交體製在中西文化衝突下的變化，重點考察的是中國內部製度性變化；而史革新教授是從中日文化交流“流向的變化”來考察中日關係的。從報告的視點看，日方學者顯得更宏觀。
3.中國教授的學術視角是“史學的”，日本教授的學術背景多偏重於“國際關係學”、“哲學”與“政治學”。
日方學者在發言中涉及了近代化類型、殖民主義、國民國家（中國學者習慣稱之為“民族國家”）、國民意識、西方衝擊以及東亞關係等話題；中方學者多側重於中日關係和中西文化衝突下中國體製性變化。不過，吉澤教授特別重視“以史料說話”，不僅表現了史學視野，而且對史料文獻投以相當多的關注，這與中國學者的治學態度一致。
4.日本近代化源自西方，因而學者對現代化的理解也主要依據西方；而中國近代化有很大程度學自日本，因而，現代化經驗也多依據日本。
越智教授的報告和史革新教授的報告各自表現了這樣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