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話水滸01(1 / 3)

第一章說水泊道梁山

大嘴多舌:

所謂的梁山精神,有替天行道,有快意恩仇,有不屈反抗,有伸張正義,有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有血腥嗜殺,有理性追求,還有感性衝動,這些加起來,就是對中國下層社會影響相當深遠的複雜的梁山精神。

邊的故事

“閑言碎語不要講,表一表武鬆武二郎……”這段子幾乎成了山東快書的招牌。

武鬆是個英雄,但梁山上還有許多英雄,武二郎隻是其中的一員。在細評這些英雄之前,大嘴先總體地說說《水滸》:彙聚有關水滸的無數種觀點,大嘴私下認為最為可信的說法是這樣的——《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作者是施耐庵,主講的是一幫江湖好漢嘯聚山林的故事。

嗬嗬!沒什麼創新是吧?!這說明英雄所見略同啊!認真一點說:它的版本很多,所載故事也長短不一。依據最完整的故事架構,《水滸傳》的主要內容是敘述以宋江、李逵、林衝、魯智深、武鬆、吳用等主人公為主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在各地受到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還有梁山諸人(書中有所解釋)的迫害之下,紛紛集聚在“梁山泊”這個有山有水易守難攻的地方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並形成了一股具有相當實力的武裝團體,與貪官(高俅、蔡京等)、土豪(祝家莊、曾頭市等)、官軍(宋軍)相對抗,後又與亂賊(方臘)和起義軍(田虎和王慶領導的義軍)和外國軍隊(遼軍)相對抗。

梁山軍事集團剛成立時,山頭上彙聚了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雖然他們也幹過一些打家劫舍的勾當,但在宋江宋公明同誌的領導下,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號。宋朝朝廷心想了:你“替天行道”,那我是幹什麼的?就看它不順眼,非大兵誅之而後快。於是就派遣了政府軍隊加以討伐,卻一一吃了敗仗。這時候,宋朝麵臨著外國入侵及各處強盜或起義軍作亂的困境,於是,便用“招安”的方式,收編了梁山泊的人馬,要他們為統治者效命。宋江率領梁山的兄弟,先是征討敵國大遼,然後平定了田虎、王慶的叛亂,建立了很大的功勞。最後,他們奉命被派去消滅在南方作亂的方臘,經過了幾十次慘烈的戰爭,雖然平定了亂事,但梁山上的兄弟,也都犧牲得差不多了;而立了大功,僥幸生還的少數英雄,卻也在奸臣的陷害下一一喪生。

大嘴認為:《水滸傳》寫的是英雄的悲劇,雖然梁山上的未必全是英雄。在這本小說中,“義”與“忠”是小說的兩大主線,書的前半部分在刻畫各個富有生命活力的英雄的同時,賦予了他們“義”的精神,主講英雄們用“義”的力量團結起來,對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黑暗勢力,開創出一片新的天地;後半段則企圖以理性化的方式,將英雄們的力量,導向於效忠朝廷,為朝廷奉獻犧牲上麵,也算做到“奉獻”了,最後卻也“犧牲”的差不多了。

實際上,在英雄們的生命中,“義”與“忠”往往是相互衝突的。而“義氣”的本質,勢必與既定的法律和其它的道德規範發生衝突;更何況“忠”字背後隱藏的詭計陰謀與權力鬥爭,也絕非這些草莽英雄所能承受的。

悲劇的收場,正是這英雄好漢們所注定的歸宿。

所謂的梁山精神

一部《水滸》傳載千秋,一群好漢聚於梁山,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水滸演義,讓後人品評不休。那麼梁山精神是什麼呢?

大嘴認為我們隻能從不同的側麵去看去看這種精神,因為它有替天行道,有快意恩仇,有不屈反抗,有伸張正義,有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有血腥嗜殺,有理性追求,還有感性衝動,這些加起來(而不僅僅是其中的某一側麵),就是對中國下層社會影響相當深遠的複雜的梁山精神。

《水滸傳》究竟寫的是什麼?是英雄好漢的傳奇故事嗎?《水滸傳》所寫的一百零八將難道都是英雄好漢?還是強盜多一些?

《水滸》以官逼民反為創作基礎,用“大宋宣和遺事”為藍本,諷刺封建時代政治敗亂的現實,寫出了英雄們一幕幕威武雄壯、豪氣幹雲的故事,情節曲折生動,人物栩栩如生。金聖歎老先生評《水滸》有雲:“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可見人物狀寫神態活現,為水滸傳的特色,故事鋪敘精彩緊湊,創作內涵豐富深刻,也是本書值得稱道的成就。

所以小時候讀了《水滸傳》後,大嘴最大的感受就是書中的英雄們的豪情壯義,仗義疏財,想必你也和大嘴一樣。可長大了再看,就總感覺不是那麼回事了。

先說智取生辰綱。可以說智取生辰綱是水泊梁山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開端。這七條好漢的壯舉,轟動了水滸世界裏的江湖。但是好漢們做下這樁彌天大案,背後的真實動機又是什麼?是為了劫富濟貧嗎?還是說為了準備“農民革命”?

結果顯然都不是。你看那黃泥岡上,這一夥好漢劫得了十萬貫生辰綱,而後大概經過一次坐地分贓,晁蓋、吳用等回了晁家莊園,三阮則“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隨後並沒聽說他們有濟貧的打算,也沒見他們準備扯大旗起義,如果不是東窗事發,保不準他們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這些好漢打劫的固然是不義之財,但其實質,說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動。

一些史學家說《水滸》描寫的是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事情,大嘴認為這個觀點是不好成立的,會帶給人太多的疑問,宋江起義是發生過,可較之《水滸》一書所載之事,可就是千差萬別了,作者隻是借宋江起義的事情,杜撰了另一個全新的故事,即國人皆知的《水滸》。

閱讀之心

閱讀是讀者和作者的一種心靈撞擊,如果作品激活了讀者心底的某些東西,讀者於是在閱讀中得到某種情緒的釋放,獲得某種快感或者說是麻醉。

在西方國家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書應當是《聖經》了;而在中國,大嘴認為對社會思想影響最大的書應該是各種通俗小說了吧,如四大名著,《封神演義》、《西廂記》等等。

小說是一種民間更容易接受、更受歡迎的文學形式。由於通俗小說的故事更以戲劇、說書等等其他形式傳播,其影響是更加廣大了。說到武鬆、關公、薑太公、孫悟空,中國人中即使是從來沒進過學校的人也必能侃侃而談。

《水滸傳》之所以在中國八百年流傳不衰,大嘴認為是因為書中所描寫的一切,和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內核可能有太多的契合點,我們大概不能找出一本對中國人影響超過《水滸》或《三國演義》的其他小說。

清末民初大學者梁啟超寫過一篇叫《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文章,議論中國社會中流行小說對群眾影響之大。梁啟超對中國小說有很高的評價。胡適之、魯迅等對小說研究也很推崇,胡適對《三國演義》很讚賞,魯迅則有《中國小說史略》等研究著作。但奇怪的是,近代與當代的中國學院派文學評論家,反而隻推崇高雅人士才會欣賞的西洋小說,而對大眾所歡迎的作品卻持一種貶低的態度,似乎讀者越多的書,價值反而越低,這讓大嘴有些鬧不明白。

同時這也是一個爭論了很久而沒解決的問題。其實,真正的文學作品、好小說的評判者不一定是文學評論家吧,有一部作品能傳了幾百年仍為百姓所喜愛,本身就證明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水滸傳》流傳數百年而曆久不衰,它主要的魅力在於對不公正的欺壓奮起反抗,因而令人心大快。

據說,《水滸》起源於金人占領區中的民間傳說,由於抵抗侵略者以及腐敗官吏、土豪劣紳的欺壓,平民武裝起來,暴力反抗之餘,不免打家劫舍,占山為王。這就是中國的諺語所說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就是起源於此。許多人也是走投無路才上山為“匪”的!

《水滸傳》這部書對落草為寇的強人有很大的同情心,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作了同情與認可的描寫,敘述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壓迫,不得已而被逼上梁山。然而書中濫殺無辜、挖人心肝等等場麵,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未免過於殘暴。強盜匪徒從中學到講義氣、慷慨互助等美德都是可能的。但作者的本意可能是彙集民間的傳說與願望,寫成《水滸》,也反映了金人占領區中廣大人民的心意。

對於那些受官府欺壓的平民百姓,隻要“土匪”不傷害他們,而能劫富濟貧,他們就會對這些落草為寇的人抱著同情心。但濫殺無辜就是非人道的。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所心儀的該是真能除暴安良的豪傑,也就是那些能鋤強扶弱的英雄。

《水滸》講順民變暴民,但暴民最終被招安的過程,其中有許多底層社會的生存百態和謀生智慧;而《三國演義》則是講權謀講機變。這兩本書影響華人乃至東亞其他民族,把《水滸》當成社會學和曆史學的著作來看。就能發現它和《三國演義》都深刻地揭示了我們的國民性。

重新思考曆史是當前學術界的一種潮流,若借著《水滸》這個標本對中國曆史進行反思。那麼《水滸》中所折射出來的就是中國的國民本質。

以一個普通百姓的眼光看《水滸》,在閱讀中感悟出些什麼。也應該是見仁見智了,自《水滸》問世以來,這種閱讀狀態應當是最普遍的。普通人看《水滸》會覺得好看、痛快,這種簡單的感受實質上揭示了人的最本質的閱讀功能:閱讀從來不是像外科大夫那樣去解剖一個東西,如果這樣的話則索然無味。

對中國人而言,《水滸》能最大程度地提供這種功能,那麼就必須從文化學、社會學的角度來作解釋,才能真正看出我們的國民本質。

評《水滸》要出新意確實很困難。但一部小說問世後,受到了那麼多不同層次、不同職業的國人關注,從達官顯貴到引車賣漿者之流,從博學鴻儒到窮鄉僻壤的酸秀才都願意對《水滸》說上幾句,這個社會現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是忠義,還是誨盜

宋江的思想左右了梁山的發展,也使讀者對《水滸傳》產生了不同的認識,身為梁山首領的宋江究竟在想些什麼?是每一位讀者都想知道的問題。大嘴在此與讀者共同探討一下。

從晁蓋劫生辰綱而上梁山,到宋江舉義同官軍對抗,再到受招安,再到毀滅,梁山上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兼備領袖頭腦和氣魄的宋江率眾屢敗官軍,卻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呢?上梁山前後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沒有發生根本轉變?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他決定招安的?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招安?《水滸》的確留給了我們太多的謎。

大嘴彙總許多觀點:認為主要的看法有兩個。

第一是忠義說。

忠義說認為《水滸傳》所宣傳的是忠義思想,它通過一百零八條好漢上梁山的經曆,以及受招安,最後悲劇性的結局,無不體現了“忠”和“義”?提出這個忠義說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贄,就是李卓吾,他根據小說的故事情節認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報國,所以他的忠義思想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

第二是誨盜說。

誨盜說出現在李贄以後,誨盜說認為,這是一部寫給強盜看的書,是教人做強盜的書。

這個觀點出現在明崇禎十五年,這時李自成、張獻忠,還有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明朝滅亡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有一個人叫左懋第的官員,給皇帝寫了一個奏本,他認為是《水滸傳》教壞了百姓,讓他們做強盜學宋江,他舉出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個叫李青山的強盜占據了梁山,當時政府多次圍剿,沒有把他剿滅下來。而且因為梁山是處在運河的邊緣,在中國隋代以後,運河是國家的一條生命線,叫做漕運,而梁山就在運河的附近,隨時可以打劫運河裏的船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