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即今甘肅鎮原縣人，生卒年不詳。據《後漢書·王符傳》記載，王符與東漢“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而且，王符還曾拜訪過解官歸裏的漢度遼將軍皇甫規。依此推斷，王符的生年當在東漢章帝建初初年，卒於東漢桓帝延熹末年或靈帝建寧初年，享年可能在八十歲以上。即公元80年左右至公元162年之後。從王符“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看，馬融生於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卒於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竇章約生於建初五年（公元80年）前後，卒於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前後；張衡生於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卒於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崔瑗均生於建初五年（公元80年）前後，卒於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前後。他們均生於公元80年左右，所以王符的生年當與他們差不多，大約也是在東漢章帝建初初年即公元80年左右。（劉樹勳《王符評傳》）從王符拜訪解官歸裏的漢度遼將軍皇甫規看，王符的卒年當在東漢桓帝末年或靈帝初年，即桓、靈之際，也就是公元162年之後。《後漢書·王符傳》說漢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之後王符曾經前往拜訪過，據考證皇甫規解官歸安定時在東漢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依此推斷王符的卒年隻能在東漢桓帝延熹五年即公元162年之後。據此，我們可以肯定王符的生活時代當在東漢中後期，即東漢章、和、安、順、桓年間。
東漢中後期，是東漢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時期。從社會政治經濟角度來看，東漢從光武帝到章帝的半個世紀之中，社會經過西漢末年的動蕩開始走向安定與繁榮，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史謂“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特別是章帝時，生產發展，經濟繁榮，社會安定，人口增殖。以人口增長而言，光武帝末年（公元57年）全國人口約兩千一百萬；明帝末年（公元75年）增加到三千四百多萬；章帝末年（公元88年）增加到四千三百多萬；到和帝末年（公元105年）達到五千三百多萬。墾地麵積，也恢複到了七百三十多萬公頃。（王步貴《王符思想研究》）而和帝幼年即位，竇太後臨朝執政，貴戚竇憲總攬朝政，東漢初期曾一度有所限製的豪強世族勢力急劇膨脹，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豪強世族不僅在經濟上廣占田園，蔭附百姓，在政治上主持察舉，獨霸仕途，而且在文化方麵也號稱儒宗，壟斷經學，結黨營私，形成了盤根錯節、累世貴盛的世家階層。永和四年，和帝依靠宦官鄭眾誅殺竇憲，隨之政權又落入宦官之手。統治階層內部紛爭不已，政局不穩，政治日益腐敗，這就是史誌所謂的外戚篡權，宦官專政。由於統治者的爭權奪利，導致國無寧日，民無安生。到了安帝之時，民變迭起，危機四伏，邊備空虛，羌胡侵擾。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安帝詔令邊疆之民內遷，造成“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並、涼二州遂至虛耗”。（《後漢書·西羌傳》）永建四年（公元129年），順帝又詔令內徙之邊民遷回原籍，動蕩的社會推動了民變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從安帝到靈帝的數十年間，民變就高達七十餘起。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特別是到了桓、靈之際，更是“主荒政謬，國命危於閹寺”。（《後漢書·黨錮列傳》）
從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來看，東漢中後期正是讖緯神學被奉為國典的興盛時期。自西漢末年甘忠可製造讖書到東漢光武帝宣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光武帝紀》）讖緯神學成了東漢王朝占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誰若冒犯圖讖，輕者廢職，重者殺身。就在王符出生前的十年左右，即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楚王劉英就因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以“大逆不道”被廢職；（《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也就是在與王符出生的同一時期，東漢章帝建初四年，漢宮白虎觀經師大會，朝廷欽定頒布了史書聞名的官方文書《白虎通義》，從而使讖緯與經學合而為一，儒學神學化的意識形態占據了統治地位。在這種形勢下，漢儒經學家們大都成了讖緯神學及宗教迷信的熱烈信奉者。一時間，讖緯神學成了經學家們注釋儒家經典的依括。如像賈逵、班彪、鄭玄這樣一些經學明流也都無不深受讖緯神學的影響，就是與王符友善的馬融也“集諸生考論圖讖”（《後漢書·馬融傳》）以讖緯神學作為對儒生進行教學的內容。王符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建立起自己的唯物主義思想體係的。
《後漢書·王符傳》言：王符“少好學，有誌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途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誌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後漢書》的這些記載，反映出了三個問題：其一，王符雖然“少好學，有誌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當時之名儒經師結交友善，但因其出身貧賤，地位俗鄙，因而不為鄉人所重。其二，東漢自和、安之後政治腐敗，仕途黑暗，外戚宦官交替執政，豪門世族壟斷察舉，入仕為官必須要有在位者推舉引薦，否則，即使經倫滿腹也難尋報國之門。據史載，當時有許多人為了入仕為官不惜委曲折腰，有的附於權貴名門，有的身執賤役列入名門之下，有的與公卿世貴相互攀親結為朋比關係，而王符獨耿介不同於俗，所以終生未仕。其三，王符雖然終生未仕，但他卻並非處於世外桃園，而是目睹著當時社會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誌意蘊憤，隱居著書”，譏時得失，批評世俗，揭露當時的社會弊端，提出改良中興之方案。這不僅反映出了他才學俱佳，人品高尚的君子氣節，同時也體現出了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世俗變化的密切關注。正因為如此，他的學說和思想在當時影響很大。《後漢書·王符傳》通過皇甫規對待兩位來訪者的不同態度生動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後漢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而還，與同坐，極歡。”充分表達了度遼將軍對王符的敬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