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各位學者、各位朋友：
感謝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邀請我參加“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並且給我在會上發言的機會。我和張海鵬同誌、鄭師渠同誌謹代表中國史學會對會議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史學界研究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重鎮。多年以來，他們以文化史的研究為中心和紐帶，團聚和組織了一批學識廣博、學養深厚、學風嚴謹的學者，產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成果，形成了一個以文化史為特色的教學基地，培養出一批基礎紮實、思想活躍的青年史學人才，為文化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來發起、組織和主辦“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可以說占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先機，再加上這麼多各個方麵的同行們的支持和參與，我相信會議一定能夠取得圓滿的成功！
我對文化史缺乏專門的研究，其實是沒有發言權的。但既然來了，總不能光說幾句祝賀的話，也要說一點哪怕是粗淺的想法。說什麼呢？我倒是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進入近代以來，到今天，160年時間，影響、製約、妨礙我們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的思想障礙或者說認識誤區，究竟是什麼？這裏我們不談製度的、體製等方麵的因素，隻談思想、觀念方麵的問題。那麼，我以為，最大的障礙，是對待各種文化形態的簡單化、絕對化的態度，就是毛主席批評的那種認為“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的形式主義、形而上學態度。
我們可以來回顧一下曆史。
中國曆史進入近代之後，一方麵，中國國內的經濟關係、政治製度、階級構成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另一方麵，許多在文化類型上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國家，同中國發生了尖銳的對抗。這種情況反映到文化領域，便造成了在文化問題上激烈的衝突和論爭，有中學與西學之爭，舊學與新學之爭，學校與科舉之爭，文言與白話之爭，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等等。有人歸納說，中國近代的文化發展，是在“古、今、中、外”四個字的矛盾衝突中展開的。
當時，擺在中國思想界麵前有一係列的問題：怎樣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怎樣對待西方的外來文化？中國的新文化應該循著什麼樣的道路來發展？
在上麵這些問題上，近代社會長期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文化複古主義，一種是文化上的民族虛無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曾經極大地對近代文化發展產生過消極影響。
一部分人主張對西方文化采取堅決拒絕、一概排斥的態度，認為對西方文化的任何吸取都是極端有害的。當然持這種態度的人，情況並不完全一樣。其中，有的是政治上的封建頑固派，他們從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出發，“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聖先賢是尚”，閉目塞聽，因循守舊，敵視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閉關鎖國的時代，認為接受西方文化就是“以夷變夏”，會造成封建統治的滅頂之災。有的是一些具有樸素愛國思想但對外國侵略者缺乏理性認識的下層群眾，他們出於強烈的民族感情，走向盲目排外，為了對抗“洋鬼子”的侵略而否定、排斥一切外國傳來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還有一些人則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認為隻有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才是盡善盡美的，這是中國的“國粹”，是“一國精神之所寄”，“為立國之根本源泉”，“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不僅如此，他們還宣揚中國傳統文化遠較歐洲現代文明優良，隻有孔子和儒學方可救濟歐洲，支配世界，這就是所謂的“東方文化救世論”。
如果把上麵的主張稱作文化複古主義，那麼，與這種主張處於另一極端的則是文化問題上的民族虛無主義。持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觀點的人，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徹底否定的態度，認為中國民族文化隻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絕對的壞，一切皆壞；西方文化則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所以，他們的行為準則，正如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所描述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物，唯恐不力。”他們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聲稱“非徹底和全盤的西化不足以言自存”，中國的出路，就在於徹底拋棄民族文化傳統，全部照搬西方的物質文明、製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極端的崇外”來取得民族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