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武昌，漢陽，廣東和香港
如果你現在對小時候第一次踏進冰冷海水時的感覺還記憶猶新，那麼我現在動身去中國南方宣傳反對裹腳時的心情，你就能深感同受。我對那裏完全陌生，中國最古老、在人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風俗之一就是裹腳。
我孤身一人去南方反對裹足，得到了天足會名譽會長的鼎力相助，她寫信給中國招商局（一個很大的航運公司），說我代表天足會出行，這樣我就可以乘招商局的汽船免費周遊全中國。此行，我決心要全力工作，不辜負他們給我的優惠待遇。他們還答應把中國南部的歐洲人介紹給我。我在中國西部住的時間比較長，在南方幾乎沒有任何朋友。
我們在漢口租了維多利亞劇院，以方便我登台演講反對裹足，這次演講我還特地請來中國政府官員旁聽，並由商會會長親自安排座位。中國官員們魚貫而入，有些人身後還跟著隨從，有的官員把頭昂得高高的，像是藐視天地萬物間的一切事物，架子擺得如此大，我的心開始變得冰涼。領事先生開始向聽眾簡單介紹我的情況。當我站在這些聽眾麵前時，才徹底意識到與中國官員討論女人的腳這一敏感的話題，對他們來說多麼不可思議，況且與他們討論的還是一個外國婦女，這樣的事真是聞所未聞。中國翻譯臨陣怯場了，對此我毫不奇怪。中國官員的威懾力把他鎮住了，無法再履行他對我的義務。幸好一個傳教士趕來救場，他的中文極好，說話擲地有聲。眼前這一幕太滑稽了，我努力控製自己的情感，以免大聲笑出來。對這些中國聽眾來說，我所說的一切不過是給他們茶餘飯後提供了笑料。關於反對裹腳的小冊子，在會上散發了2000份，臨行前，幾個主要官員還向我索取。
漢口是武漢三鎮之一，與其他兩鎮間隔著漢江和長江。中國最有學問的總督——張之洞的府邸就在長江對岸的武昌，據說他的文采天馬行空，無人能比。我們用紅紙寫了張之洞關於反對裹腳的話，貼在會場裏。張之洞把中國古文發揮得淋漓盡致，行文中他把反對裹腳的理由都說盡了，關於反對裹腳的理由，恐怕別人很難再用古文寫出來。他是“文理”方麵的專家，張之洞的文章太深奧了，那些“愚民”無法理解其中的奧妙。到這裏來聽我演講的一位軍官，好像隻為了研究張之洞的文采而來，他對我的演講絲毫不感興趣，不過聽到最後，他還是簽名加入了我們的天足會。漢陽是三鎮中最小的，它與同在長江一岸的漢口間隔著漢江，在會議上，漢陽知縣表示他家裏的女眷都不裹腳。此舉引起了強烈反響。對裹腳，總督張之洞大人大加鞭撻，漢陽知縣家裏的女人又都沒有裹腳，漢口這樣的商業城市，怎能就此自甘落後呢？他們都爭相上來索要我們的傳單和小冊子。眼睜睜看著自己女家眷裹腳的痛苦，有誰不想讓她們擺脫呢？在會議開始前，我的翻譯表現良好，沒有失聲，他承認曾經把小女兒的腳鬆開兩次，可他妻子又給裹上了。讓女兒裹腳，母親們是為了讓她們爭得男人們的歡心，希望她們將來嫁個有地位的丈夫。上了年紀的尤其是受過教育的男人，都反對女性裹腳，他們認為那是野蠻的象征。歐洲婦女戴耳環、束腰以及穿高跟鞋，都曾受到社會的強烈譴責。有地位的未婚男性喜歡小巧玲瓏的腳，女人們都知道，一些女性認為裹腳會增加自己的女性魅力，這樣一來就會征服男人的心。
漢口的集會後，我們又在漢陽舉行了專門由婦女參加的集會。對廢除裹腳這一觀點，所有到會婦女都讚同。當我們請這些擺脫了裹腳布的婦女們站起來時，她們似乎有點不太習慣，經努力她們還是慢慢站了起來。在我們向她們耐心地解釋了裹腳的壞處後，這些湖北婦女們臉上都洋溢著陽光般的笑容。她們坐下去，又全站起來。在武昌舉行類似集會前，我們還專門針對上層社會的年輕男子們舉行了一次集會。我在會上提了一個較為無知的問題，就是女人是不是出於自己的愛好才裹腳，滿屋子人聽了這話都吃吃笑起來。第二天一早，在湖北省會的大街上，一些小孩子從豪華官宅中跑出來，上前詢問我還有沒有多餘的小冊子，他們要把這些小冊子拿回家去。漢陽之行的成功標誌是：扔了裹腳布的婦女們齊刷刷地站了起來。此行結束後，我回到上海，開始為去南方演講廢除裹腳做準備。
默默無聞的歐洲人為推動中國廢除裹腳運動所花費的精力，很難用語言來描述，不過他們也贏得了中國人的尊重，受到他們的熱情接待。此次南行對英國讀者而言，最有趣的莫過於中國人自己對裹腳所持的觀點。這樣的觀點是我在拜訪李鴻章總督時聽到的。首先，我請英國駐華總領事在這件事上對我提供幫助，或者由他直接把我介紹給李鴻章。他說，我這樣一個女人，中國總督不可能接見，像這樣有失禮節的事情，不用說他幫不了忙，連提它都毫無必要。幸虧有住在香港的意大利總領事幫忙，他給李鴻章的一個養子——李大人（此人於1908年被派往倫敦做駐英公使）寫了一封信，請他幫忙把我引見給李鴻章。我也給李大人寫了信，信上說如果李鴻章大人讚同廢除裹腳，將會大大推進廢除裹腳運動的進程。假如星期天李鴻章總督有空，請他代為安排此事。屆時，與我一同前往的還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國女醫生，時間再推遲的話，我就得去外地了。李大人很快就做了答複，定出了日子和時間。當時我正好要去參加一次中國婦女的集會，約定的時間對我來說有點不太方便。此前，我還參加了一次在長老會教堂裏舉行的集會。會上，兩位中國醫科女學生接受了瑪麗·富爾頓大夫向她們頒發的畢業證書。兩位女士及他們的朋友和同伴們的穿著活潑、漂亮。按中國方式，教堂裏裝飾著無數綠色的樹枝，每人手上都拿著紅紙，上麵印有讚美詩，當人們翻動紅紙時，像有許多紅色的鳥在教堂裏飛翔，為節日平添了一抹喜慶的氣氛。
在駐華傳教士中，科爾大夫是年齡最大的一位，他在親手建成的兩家醫院投入了畢生的精力。那天他也出席了頒獎典禮，並講了一個故事，以此來闡述他對醫療技術的深刻理解。那是20多年前，一位中國婦女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請求他醫治她的雙腳，因為裹腳，這位婦女的雙腳已經壞死了，她請求外國醫生替她恢複雙腳的功能，因為奇跡總能在外國醫生這裏發生。
如果奇跡真能發生的話，將會有多少中國婦女脫離苦難啊，或許醫療技術真能夠修複看得見的傷痛，可又有誰能修複她們內心的傷痛呢？有些國家的年輕人喜歡追求時尚，殊不知追求時尚同樣也會給人帶來痛苦。
一位中國艦長（曾在耶魯大學學習）自告奮勇為我做翻譯，他的翻譯完整、準確，這一點，可從聽眾急切的表情以及不時發出的陣陣笑聲得知。有那麼一兩次，這位英武的艦長在翻譯時明顯停頓了一下，他的眼睛掃向教堂屏風後的婦女，原來他的妻子坐在那裏。他的妻子是廣東最富有、腳裹得最緊的女人。不過，艦長還是鼓足勇氣，把我下麵說的話翻譯完了。廣東聽眾在我參加過的集會中，是最活躍的，這一點從他們爽朗的笑聲中就可聽出來。在中國，對你的最好評價就是聽眾的笑聲。男人們在會後都湧上來交上一點錢，領一張證明他們是天足會成員的紙。婦女們被湧上來的男人擠了出來，隻能站在一旁觀看。艦長的妻子瞅準機會，也上前領了一張，還聲明說她已不裹腳了。一位老婦人已經70多歲了，她說像她這樣的年紀，誰也不敢勸她不裹腳，可裹腳布還是被她扔了。她說剛開始很痛苦，可她願意成為別人的榜樣，現在腳已經不痛了。盡管70多歲了，我們看到她的步履仍然很輕盈。
李鴻章的花園
次日，我們專門為裹腳的婦女舉行了一次集會，那天，也正好是李大人安排我去見李鴻章總督的日子。隻有9位中國婦女在瓢潑大雨中到會。英國人怕在雨天出門，看來中國人更怕。簡短地說了幾句話，因為趕著去見李鴻章總督，我再三道歉後走了出來。我請的這些婦女，她們本可以不來的。現在她們來了，我又丟下她們不管了。9個中國婦女在其他歐洲女士的勸導下，同意加入天足會，並且當場就把裹腳布仍掉了。這樣的效果，是我演說幾百次也無法達到的。作為宣傳廢除裹腳的工具，在這場運動中，我其實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我和瑪麗·富爾頓大夫坐在漏雨的轎子裏，前往李鴻章大人的衙門，街道曲折泥濘，我們足足穿行了一個小時才到達。我在中國住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進官宅。衣服被淋濕了，裹在身上又冷又濕，想著馬上要被李鴻章大人接見，還真緊張。富爾頓大夫在路上就猜測說衙門一定又髒又亂，破敗不堪。現在看來她的話應驗了。天氣好的話，重重大門後的內宅一定宏偉華麗，氣勢盛大，我這樣想道。
過了一會兒，我們被人領進廂房，同兩位翻譯——李大人和馬可大夫會合。我們進廂房前路過一個房間，有一位官員躺在裏麵，全身蓋著毛皮，瑟瑟發抖。不久，李鴻章大人就派人傳話說讓我們到他那裏去。一條長長的走廊出現在眼前，兩邊是很寬敞的院子，右手是個馬棚，裏麵拴滿了馬。穿過長廊，我們在接待室門口見到了李鴻章大人。他身材魁梧，將近6英尺高，穿一件鑲著貂皮的長袍，一直拖到腳上，頭帶鑲著鑽石的黑貂皮帽子，手上套著鑽戒。鑽戒和貂皮是我的傳教士朋友富爾頓大夫後來告訴我的，美國人對鑽石和貂皮很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隻注意到李鴻章大人犀利的目光和歐洲人一般高大的身材。他和藹地和我們打招呼，並讓我們在屋中央的一張圓桌旁坐下。這位老人自己有一個扶手椅，上麵鋪了一張墊子，在旁邊，有一個隨從負責扶他起坐。李大人坐在李鴻章對麵，坐在左手的是我和富爾頓大夫。在李鴻章大人右手靠後的地方有一張椅子，馬可大夫坐在那裏。一排男仆立在牆邊，中國街談巷議的消息均來源於這些男仆們，一些重要的國家機密，也是通過他們泄露出去的，這些消息，街上的閑人知道得比外交官還快。
我力圖排除任何偏見（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認，李鴻章大人之前可能從沒接見過對他的過去持壞印象的人，我的戒備心在幾分鍾後開始瓦解，是他的談笑風生感染了我。此行我要與他討論的裹腳話題，他總是極力避開。我們還沒討論裹腳問題時，他就問起我丈夫，說見過我丈夫，還把他們見麵時說過的話轉述給我，並略帶微笑地問我，那次會談的結果我是否還有印象。他說長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峽肯定遇到很多麻煩。我鼓起勇氣告訴他，汽船已經被我丈夫開到了重慶，當時船上唯一的歐洲人就是我。李鴻章大人說：“你真有勇氣。”我答道：“見總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氣。”接著，我說明了此行的目的，並讓他收回了話題。這位和善的總督嘴裏嘀咕著：“不，我不喜歡因為裹腳而讓小孩子哇哇地哭，”“可我從沒聽過她們哭。”他接著這樣說道。我告訴他，他兄弟的家人，以及他的親戚中已經有許多人不裹腳了。他表示懷疑，不得已我又鬥膽提起他母親。“噢，她不裹腳了，年齡大了，”李鴻章大人說道，“李家的女人我想都裹過腳。”我有些泄氣，年輕一代是不裹腳的，我不想在家庭瑣事上過多地與這位大人物糾纏。李大人這時候很有禮貌地插話道：“我告訴你，我的小女兒現在沒有裹腳，將來也不會裹腳。”顯然，李鴻章大人認為假裝沒聽見這話更合適，他接著說：“你想讓我發布命令，讓全國的女人都不裹腳？不，我現在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同一雙鞋能穿在全中國女人的腳上嗎？不能。你想讓我給你寫點東西，像張之洞那樣？好，你知道，那我得寫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又嘟噥著說：“我現在老了，不善寫文章了，也寫不動了。”我靈機一動，想到如讓李鴻章大人在我的扇子題字，對廢除裹腳運動也算是一種認可呀！他同意了，這位善良的老人在沒有他人幫助的情況下，已經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紀大了，行動有些不便，兩個仆人扶著身材高大的他到書桌前為我題詞。此後他的題詞都被展示在每次集會上，確實極有號召力。我的企圖被一旁的李大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很含蓄地對我說他父親年事已高，很勞碌，如果能寫的話，是很願意為我多寫幾句的。我們聽出了話外之音，知道該告辭了，但總督讓我們等一下，他吩咐傭人拿100個大洋送給富爾頓大夫的醫院，並對她說不能推辭，一定要收下。他在仔細詢問了富爾頓大夫的醫院後，趁仆人拿錢的工夫，他又詳細地審閱了她的捐助名單。然後轉向我說：“你知道，如果讓婦女的雙腳解放了，她們會因此變得強壯起來，男人已經很強壯了，這樣的話，他們會聯合起來推翻朝廷的。”他的這句預言，後來在我琢磨他為什麼能消除我對他的戒備甚至厭惡時，經常想起。在這個年齡段上，李鴻章大人的思維還如此敏銳，這在任何一個民族中，都應算是佼佼者，何況是中國人呢。他不願意觸及一些敏感話題，可一旦觸及，就表現出驚人的坦率。拉·布赫葉說，對自己不願回答的問題，這種態度是非常高明和正確的。很明顯，中國人對舌戰的偏愛在李鴻章大人身上地地道道地體現出了，他還很幽默，不失時機地和我開玩笑。他說話極具感染力，每個與他交談過的人對這一點都印象深刻。我想，慈禧失去這樣一個得力助手，一定很遺憾。他們之間產生了分歧，有了隔膜，慈禧心裏一定深感惋惜。有這樣一個儀容偉岸，極有個性魅力的人在身邊，慈禧太後作為一個女人，一定會更有安全感。
波洛克先生（後任香港執行副檢察長）安排了香港的集會，因為有港督夫人布萊克女士的光臨，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到會的人物都來自上流社會，市府大廳裏擠滿了他們的身影。盡管語言上的障礙使得許多人不能暢所欲言，但我們做的一些實際工作，還是感染很多人前來幫忙。一年前，香港也成立了華人俱樂部，其形式和歐洲人俱樂部一模一樣。華人俱樂部是今天這場集會的舉辦方，會前，我們享受到了歐洲人的禮節性待遇，被俱樂部委員會的幾位委員邀請去包廂。剛進包廂，裏麵的中國貴婦們就全體起立，表示對我們的熱烈歡迎。出席集會的還有被稱為香港首富的何東先生，為防止出席集會的人因不懂英語而無法盡興聽演講，俱樂部還專門請了一位著名華人律師充任翻譯，翻譯還沒開始工作，聽眾的哄笑聲和其他跡象就已表明，台下很多人都懂英語，我說的話，聽眾不會產生誤解，這就是翻譯要做的工作。我經常提到笑聲，這也許有點奇怪，因為在集會上大家所討論的話題非但不可笑，多少還有點令人傷感。我想，如果人們經常笑的話，可能就會加速他們放棄裹腳的念頭。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樣，認為做出悲傷表情是有失體麵的。即使是件傷心事，他們的表達方式也不會很直接。他們通常會在宣布死訊時笑。在寧波時，我們路過修女們的駐地，看到5個年輕的姑娘，其中3個還是孩子，另外兩個大概20歲。她們的腳因為裹腳爛掉了，隻能用手和膝蓋行走。這樣的慘景如被英國人看到了，一定會長噓短歎，以淚洗麵的，可她們居然能發出咯咯的笑聲。
香港華人俱樂部的集會結束後，我們被俱樂部委員邀請到樓上。樓上房間布置得絢麗多姿，既有中國製造的精製廣東木雕和大理石盆景，也有歐式的窗簾和扶手椅。在屋中央的桌上放著為我們準備的各色糕點。我們在與一兩位中國維新派人物談話時，得到了前天足會會長的提醒，他說在要求人們放棄裹腳這一問題上不要想得太樂觀，據他了解，在一兩個鼓掌歡迎解放雙腳的家庭中，女眷的腳依然包裹得很嚴實。在香港我最先遇到的困難是：在這裏居住很長時間的居民居然謊稱這裏的女人大部分都不裹腳。若不是先前的一次經驗，我差點放棄舉行集會的念頭了。那次是與幾個朋友去一位中國廣東人家做客。主人和一位白胡子客人（來自香港）一聽到我的名字，連忙求我們不要到女人們的房間裏去。我們由主人的兒子陪同著，在他家裏四處走走，正要掉頭，簾角一掀，一個女傭人出來請我們進房去。幽暗的房中，一位衣著華麗、珠光寶氣的年輕姑娘被一群女傭簇擁在中間。按照禮節我們向她行了禮，這位姑娘卻沒站起來迎接我們。女傭們按捺不住了，把她的裙子拉到一邊，示意我們看她那雙小得難以置信的腳。這個可憐的孩子，她的雙腳現在一定非常痛苦。我們闖進她的閨房，她很不高興。我往後退了退，隻見她把臉轉到一邊，彎下腰，對我的同伴又踢又打，嘴裏還含糊不清地說一些對我們極端厭惡的話。我們臉上的驚訝表情一定被仆人們看到了，他們打圓場說這位姑娘第一次看見外國女人，她可能有點不習慣。正說著話，女孩的姐姐走進來了，顯然她還沒化完妝。她一看到我們，立即跑進房間最暗的角落，把眼睛用胳膊擋住，可能是她不想看到可憐妹妹的雙腳，也可能是不想讓我們看到她。我立即退出去，請主人的兒子轉告我們對兩位年輕女士的歉意，我們說冒然進她們的房間，給她們造成不愉快，我們深感內疚，早知道我們的來訪如此不受歡迎，我們一定不會來的。主人的兒子絲毫沒覺得有什麼難堪，似乎認為這是件小事，他告訴我們這兩位姑娘是姐妹倆，後進來的是他的妻子，那位白胡子老人是嶽父，在香港，他的嶽父是擁有最多中國房子的人。對於外國女人，這兩位年輕的女士從出生到現在就沒有見過。由此可見，中國姑娘在香港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港的歐洲人如果不刻意留心，他們根本不了解這些中國姑娘的生活。汽船的船長也告訴我，中國姑娘坐他的船，都是由男仆們像扛麻袋一樣扛上船的。由此可見，前麵那些人說香港的女人不裹腳，是帶有欺騙性的。剛才到會的滿滿兩屋子人，都是較為富有的家庭，有人告訴我，在這些富有的中國家庭裏，女眷們都裹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