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總是為我們詳細記錄每一場戰役，每一個條約，乃至每一次人事變遷，關於皇親貴族的正史甚至野史，也有太多的人試圖為我們記錄，每個皇帝有幾個寵妃，他們幾乎掰著手指頭就能數出。有幾個人願意把目光投到平凡人的身上？人們對幾百年延續下來的男耕女織的百姓生活，往往隻源於推測，或是道聽途說，有誰能身臨其境，與他們互訴惆悵呢？曆史的缺憾使我們忽略了平民百姓對一個民族曆史變遷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藍色的國度》彌補了這個缺憾，正是這本書使中國人的主觀自信受到衝擊。實際上也很少有這樣一本書，能幫助我們後人從另一個側麵更完整地了解大曆史遺漏的細節。
如果真的需要一個人來為我們記錄當時的百姓生活，我希望他不是政治風潮中的風雲人物，但最好又不完全脫離政治；他可以把他的所見所聞，用生動有趣而又流暢的文字忠實地記錄下來；他最好不是一個中國人，因為很可能在那個時候對他來說司空見慣的東西對我們卻是陌生的；如果可能，最好能以一個女性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切。很多時候，女性的細膩更能捕捉平常生活的亮點。
從遠處走來了阿綺波德·立德夫人，走近時，我們看見她穿著高跟鞋，帶著精致的咖啡杯、桌布以及銀製餐具的箱子。她來自遙遠的西方，是隨丈夫從英國坐船來到這個滿目瘡痍的文明古國的。她還帶來了她的英國小馬和狗狗小黑。這個時候她已經是英國婦孺皆知的小說家了。在中國，她整整生活了20年，幾乎走遍了中國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從北京、上海、天津到九江、宜賓；從城市到山村。正如所希望的那樣，所到之處的所見所聞，她都忠實地記錄下來——《藍色的國度》（1901年）、《在中國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國》（1899）、《北京指南》（1904）、《李鴻章的生平與時代》、《北京我家花園的周圍》（1905）等三部小說、五部遊記、一本北京旅遊指南以及很多期刊文章。甚至還有一件頗令她自己引以為豪的事情。1889年，她的丈夫親自駕駛著一隻叫“利川”號的汽船從上海到宜賓，而後又到了重慶。也許從政治高度上講，這次旅行頗有些侵略色彩，不過在立德夫人看來，這隻是一次單純的冒險。作為船上唯一的歐洲人，她隨著丈夫在“距上海1500英裏的農村”住了幾個月。在英國司空見慣的生活設施這裏都沒有！沒有洋樓，沒有電燈電話，沒有自來水和抽水馬桶。在重慶炎熱的夏天裏，她與仆人一樣露天睡覺，一度擔心頭上的核桃樹掉下核桃打在她的臉上。在這裏，他們與各種各樣的中國人相處，友好的、諂媚的、欺詐的以及偷他們東西的。
晚清以來，西學東漸，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風俗諸方麵在經過長期痛苦的碰撞後緩慢地發生了變化。
《藍色的國度》出版於1901年，立德夫人在這本書裏為我們講述了她在中國10多個省市的經曆，以及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情況。為了讓中國婦女的雙腳徹底解放出來，立德夫人組織了“天足會”，並且四處組織演講。為了使“天足運動”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她找到“中國最有學問的總督”張之洞，說服他為“天足運動”題字，每次演講時，她就把張之洞題字的紅紙懸掛在會場。書中還提到為了贏得中國官方的更多支持，她千方百計見到李鴻章總督試圖請他題字的事情。書中的大量照片已成為研究中國曆史的珍貴史料，如2005年重慶東水城門修複工程就是以這本書中的照片為參照的。
立德夫人說：“我們對這些人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他們正在做什麼，我們並不知道，但正是這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使他們的生活具有意義。”一個人的個性和一個民族的個性是沒有區別的，大多來自生存氛圍的影響，當然也有來自血脈遺傳的。是什麼讓那個吸食鴉片的民族“隻要活著就對一切沒有抱怨”？是什麼令立德夫人在書的最後這樣大聲質問：那個能拯救中國的人，你在哪裏？是什麼使我們從昨天走到今天？答案不是一本書或是一個人就能告訴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