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居住洹上的那段時間，和他友善的兄長袁世廉也恰解職在家，袁世凱整天陪著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是和妻妾子女共享天倫之樂；或是與幾個文人騷客，吟詩鬥酒，風花雪月……和當時晚清人的娛樂喜好一樣，袁世凱最喜的，就是把戲班子請到家裏唱堂會，一大家子人家，把院落塞得滿滿當當，呷著茶，聽著高亢的梆子戲。聽到入迷處，袁世凱會不由自主地用河南腔大叫“中”。等到戲散了，袁世凱還會像接見演職人員一樣，把戲班子的班主叫到跟前，關心幾句，噓寒問暖，拿出幾封包銀作為賞錢。袁世凱雖是粗人，畢竟隨張謇學習過幾天經史子集，於是也就忙裏偷閑以詩言誌，在洹上，袁世凱詩興大發，倒塗抹了不少詩，還編輯出版了詩集。昔日權重位高的袁項城，一下子轉身成為蓑衣鬥笠、超塵脫俗、吟風弄月的隱士，這樣的兩極變化和落差，在當時如火藥桶的中國，引起了竊竊的議論。
事實上，“退隱”後的袁世凱貌似與世無爭，流連於山水之間，但仍然鷹揚虎視時刻注視著天下的風雲動向。在袁居室的不遠處，有一個毫不起眼的小房間，便是當時宅院中最現代也最為核心的一個所在：電報處。在離開京城時，袁特意帶回一個小電台，通過這個渠道，袁世凱足不出戶便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震蕩盡在掌握。
安陽的友人指點說：洹上村西北二裏處就是小屯村，也就是聞名於世的殷墟，在袁世凱開始洹上垂釣的時候，人們開始尋找藥店神秘龍骨出土的地方，但費盡辛勞還沒有找到這片地方，其實那震驚天下的甲骨文的出土地就在袁世凱隱居地旁邊一二裏處。在袁世凱歸隱前的十年前，即公曆一八九九年的深秋，北京街頭藥店裏作為藥用的龍骨被一個叫王懿榮的山東人發現了，王懿榮是當時國內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國子監祭酒，主持著皇家最高學府。王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有過深入的研究，偶然的一次熬藥時候，就看到藥包裏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那鉤鉤畫畫、如圖如符的造型，就一下子驚醒了他早已敏感的神經，他不僅立刻收購了達仁堂裏的全部“龍骨”，而且還讓人四處搜集。由於王收購“龍骨”時出手大方，且多多益善，結果在京城內外，“龍骨”也就從一種不重要的藥材變成了很貴重的文物，不少人為了錢財也紛紛到處尋找有字的甲骨龜板了。
在王懿榮之前，就有人聽說河南出土過有字骨板，以為是“古簡”。王懿榮見到了龍骨實物，就下意識地判斷出眼前的這些所謂的有字“龍骨”，與《史記》中記載“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論述有關，隱藏在曆史深處的“五帝三王”史實，在中國曆史上一直缺少實證，屬於傳說的範圍，而眼前擺著的卻是那個時候先民們問天占卜用的卜辭，而且不是一片兩片的吉光片羽，而是汪洋恣肆的成千上萬！
占卜，即使現在還在我們身邊活著，是人對命運的敬畏與茫然，通過占卜來詢問天意，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特別是在初民時代，大事問小事問，像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凶吉、農業的收成，是朝廷史官們必須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塊整修過的龜板，刻上一句問話，例如，幾天之後要和誰打仗，會贏嗎？然後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麵用一塊火炭烤出裂紋，根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結果刻上。
餘秋雨先生寫過一篇《問卜中華》的大氣磅礴、充滿憂思的文字，是他對古代文化和文明在現代的命運的回應，他在文章中曾發問：
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湧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深秋？為什麼在地下沉默了那麼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當一聲擲出自己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流瀉出這麼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感知到了，他們的後代正麵臨著可能導致萬劫不複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後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了，怎麼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後代：為何這麼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後探詢一下凶吉！
於是王懿榮聽懂了，劉鶚聽懂了，羅振玉聽懂了，王國維聽懂了，那些人感到中華文化的召喚，他們要做貞人，在民族危亡、自信力委頓的時候，來喚醒這個民族。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來說，實在是黑暗期兼冰河期。那麼多的血淚，那麼多的白骨流離，那麼多的煎熬，那麼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使一直自認為“天朝上國”子民的中國人大吃一驚，悲憤交加。然而，讓他們最感絕望的不是自身生命危在旦夕，而是中華文明麵臨淪亡。生命隻屬一己，而文明關及祖宗。十九世紀，已讓很多中國人對於維係群體生存尊嚴的中華文明，產生了根本的動搖。
這個時候，有文化擔當的王懿榮站了出來，這個時候劉鶚站了出來，羅振玉站了出來，王國維站了出來；這個時候，康有為站了出來，梁啟超站了出來，譚嗣同站了出來，孫中山站了出來，也是這個時候，不知袁世凱是否感到了肩上的使命，但隻有他走到離殷墟一二裏的地方來接地氣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