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辟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崇宗乾順（秉常子）親政時，仍主張行漢禮。其時，學習儒家經典的風氣日盛。宋人呂惠卿序並注的《孝經》西夏文譯本，已行於西夏國中。有漢官禦史丞薛元禮上疏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昔元魏開基，周、齊繼統，無不尊行儒教，崇尚《詩》、《書》……今承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於是，乾順采納這一建議，於夏貞觀元年（1101），在“蕃學”之外，又特建“國學”（漢學）。國學設置教授數人，收學生三百人，專門傳授漢文儒家經典。同時，立“養賢務”，專掌國學廩食供給事宜。將漢學命名為“國學”，可見，重視程度明顯高於“蕃學”。既已有“蕃學”，而又建“國學”，足見對精通儒學的人才的急需。建立“國學”，對加速西夏漢化的進程，是一重大舉措。可以說，這標誌著正式確立中華儒學在西夏教育乃至整個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標誌著西夏以儒治國的新時期業已到來。
在黨項羌貴族中，保守固有文化的習慣勢力是強大的。據此可知，乾順興辦“國學”，絕非一帆風順。當時有禦史大夫謀寧克上疏直言：“吾朝立國西睡，射獵為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臣願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虛名，而忘禦邊之實務也。”但乾順權衡了利弊得失後，仍毫不動搖地興辦“國學”。他大膽地將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改變為開放性和吸收性。他努力在文化上尋找曆史與現實的交彙點，吸收漢文化的優秀成果，培養高水平的人才，以滿足迅速發展的西夏社會各方麵的需要。他“命選人以資格進”，“凡宗族世家，議功議親，俱加蕃漢一等”，但又特別規定“工文學者，尤以不次擢。”這裏所謂“文學”，主要是指以中華儒學為中心的漢文化；所謂“工文學”，實乃“蕃漢兼通”的同義語。史載，仰慕儒學而起名為“仁忠”“仁禮”的兩個西夏宗室之子，就是因為“通蕃漢文字（學），有才思，善歌詠”，才被“任秘書監”的；不久又“擢仁忠禮部郎中，仁禮河南轉運使”，“封仁忠為濮王，仁禮為舒王”。
乾順本人酷愛儒學，好為風雅。據《宋史·夏國傳下》：“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據元人虞集《斡相公畫象讚》，西夏興州（今寧夏銀川）有夏主《靈芝歌》石刻。近年考古發掘證明，確有其事。在西夏王陵的碑亭遺址中，發現了刻有《靈芝歌》內容的殘碑，像“俟時效祉，擇地騰芳”，“德施率土，齎及多方”這樣的詩句，堪稱詞雅韻美。由此可見，乾順的漢文學修養是很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