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涼之呂光（後涼創建人，氐人）、段業、宗敞，南涼之禿發明德歸（鮮卑人），北涼之張穆、張湛，西涼之李皓、劉炳、梁中庸、闞等，都是可考知的作家。尤其是李皓（351～417），字玄盛，狄道（今甘肅臨洮）人，漢將李廣16世孫，西涼政權的創建者。他不僅熱愛文學，多有詩賦創作（如《隋書·經籍誌》著錄其《靖恭堂頌》一卷，以及《述誌賦》《西征賦》《槐樹賦》《大酒容賦》《辛夫人誄》《誡子手令》等文），而且積極倡導和組織文士的各種活動（如：圖讚所誌，勒銘頌德，賦詩宴飲），對儒家思想文化在西北地區的傳播，發生了重大影響。李皓在敦煌建立官學，傳播儒家思想，產生了郭等一批學者。一些在中原戰亂中失傳的典籍，在河西得以保存，並於後來惠及南朝，北魏乃至隋唐。
唐時沙州（今敦煌）城內建有州縣兩級學校，教授唐朝規定的儒、道、醫等漢文化典籍，私人學校也以講授儒家典籍為主。當時各類學校使用的漢文化典籍，後來被收入敦煌遺書的不少。發端於敦煌藏經洞大批珍貴遺書的發現與研究，而逐漸形成的敦煌學，內容極為廣泛。作為敦煌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敦煌漢文文學，成績斐然。眾多西部本土及客居漫遊西部的各地作者的詩歌作品，創作時間以隋唐五代時期為主。河西本土作者如：毛押牙、馬雲奇、殷濟、張球、張永、張文徹、杜太初、翟奉達、靈俊、保宣、孔明亮、馬文斌等。客遊作者如：岑參、高適、王昌齡等。敦煌佚名詩人（或說是毛押牙）的《落蕃詩》59首，表現了10世紀河西的自然風情和社會麵貌，發出了“儒釋雙披玩，聲名獨見躋”的呐喊；馬雲奇的《懷素師草書歌》等13首詩，抒發了“忽散鳥飛趁不及，唯隻清風隨往還”的慨歎；殷濟的《無名歌》（經唐末歸義軍首領張儀潮抄寫），極寫“天下沸騰”“漂泊千裏”的悲切；張永的《百雀歌》攝取了“樓蘭獻捷千人喜，敕賜紅袍與上功”的曆史瞬間；張文徹的《龍泉神劍歌》，記載了金山國“神劍新磨”“定疆廣宇”的盛事。許多酬贈之詩和寫景之詩，也描繪了河西山川的遼闊，風物的奇特，以及曆史遺存的壯美。
特別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保存在大量手抄本裏的以敦煌曲子詞（辭）為代表的敦煌歌辭。一本題為《雲謠集雜曲子》的歌詞集，收有12種調名的作品30首。這些作品多為唐代下層無名作者所作，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抒發了士子、征夫、農民、商賈、婦女等各類人物形態多樣化的真情實感，極具文學的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就此可以看出，河西地區通行的漢語漢文，已臻純熟境地，它不愧是唐宋詞生長發育的重要搖籃。
唐代話本小說，有多種敦煌等西部地區民間手抄寫本，如《唐太宗入冥記》《秋胡》《韓擒虎話本》《葉淨能話》《廬山遠公話》《孔子項托相問書》等；甚至還發現有6種五代時期的敦煌手抄寫本《搜神記》（著者為句道興）一卷。該書以晉人幹寶的《搜神記》為底本，又多有增補修改，反映了在輾轉流傳過程中被不斷加工潤色的情況。可以說，中國話本小說的發展，也離不開河西藝人的心血澆灌和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晚唐時期，因朝廷無力顧及河西，由歸義軍首領張議潮受命管轄。歸義軍極力推行漢化，“人物風華，一同內地”，盡管諸事紛紜，戰亂不斷，可漢文化傳統在河西地區一直延續下來了。
總之，歸入西夏王國的河西地區，以其深厚的漢文化積澱，為西夏接續中華儒學傳統，提供了極為優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