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尋訪“北京人”計劃
2005年7月2日，“北京人”的政府組織——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首次成立。對於揭開“北京人”頭蓋骨化石蹤跡，又有了線索，如美軍少校軍事法庭證詞、頭蓋骨被協和醫院醫生拿走、頭蓋骨在老革命家手裏、121歲老“高官”知其去向等。
另外，頭蓋骨的丟失，日本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他們有責任為尋找“北京人”貢獻自己的力量。應成立一個中日聯合搜集委員會，便於在針對國際層麵的線索時，雙方政府相互協調，也有利於聯合國際組織跨國尋蹤。
3.命運多舛的敦煌遺書
1900年6月22日清晨，敦煌莫高窟的夥計像往常一樣灑掃庭院，清理塵物。他掃著掃著，不小心戳到牆壁，居然發出空空的“咚咚”聲，好奇的他再用旱煙杆敲敲，愈發覺得裏麵是空的。他急忙叫來了敦煌莫高窟的住持王道士，他們用钁頭仔細刨開牆壁，發現內置一小門，居然是密室！興奮的王道士又刨開門上的泥封，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間複室，丈餘見方。滿滿堆積著白布包裹，打開一看，滿包都是經卷，整整齊齊，在白布包下還鋪疊著眾多的經幡、繡像等，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橫空出世。
然而，住持王道士對這些文物並不重視，對文物的價值也沒有概念。他僅是送了些經卷、畫像給敦煌縣知事汪宗瀚。這些東西在汪宗翰的手中也不過是鑒賞的古董、官場結交的禮品而已。1902年，甘肅學政葉昌熾偶然在汪宗瀚那兒看到了這幾卷古書、幾幡畫像，葉昌熾深知道這批文物巨大的價值，就建議當時的藩台衙門將其運至省城保管。藩台衙門算了算，這些古物從敦煌裝車運到省城，至少得花費幾千兩銀子，太不值得，因此並未采納這個建議。但總歸是公事，於是藩台衙門給敦煌縣衙下了一道公文，敷衍道：“經卷、佛像，妥為封存”。縣衙接到公文，又立馬下了一道公文給王道士，要求王道士將經卷“妥為封存”。王道士當然不聽官家這一套，他依然拿這些東西到處送禮。一次，他把一箱經卷呈送給了安肅道台滿人廷棟，但廷棟不識貨，認為這些善本經卷的書法還不如自己的好，便拿了隨便送人。恰巧，嘉峪關稅務司一個比利時人任滿回國，向廷棟辭行，廷棟送他幾本善本經卷，還告訴他是敦煌石窟發現的古書。比利時人途徑新疆，作為見麵禮，這些古書又被分別贈送給了新疆的長康將軍和道台，敦煌經書就這樣不經意地呈現在了世人眼前。
此後不久，覬覦敦煌莫高窟藏經的外國人紛至遝來。
1905年，俄國的奧布魯切夫到達敦煌，他是第一個到達藏經洞的西方盜寶者。他竊取了上萬件敦煌藏經洞遺書，這些藏寶至今還陳列在俄羅斯彼得堡的東方研究所裏。
1907年5月，從比利時人那知道敦煌遺書的匈牙利考古學家斯坦因，也馬不停蹄地趕到了敦煌。
斯坦因主修梵文，他看不懂漢文，但這不妨礙他雇湘陰人蔣資生翻譯經書。他在微弱的油燈下細細摩挲善本卷子，還打開了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一個大包裹，裏麵全是顏色調和的古畫，鮮豔如新。他貪婪地篩選著，就像是在哄搶免費的商品。斯坦因共竊走遺書1萬多卷，還包括許多繪畫、刺繡、絹畫，如長及丈餘、寬到五六尺的唐繡觀音像等。而最早的版畫藝術傑作——木板雕刻印刷的《金剛經》，也是在這時被斯坦因帶離中國，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斯坦因僅付給王道士14塊馬蹄銀，約合720兩銀子，就帶走了這批中華民族的國寶，16個月後，它們堂而皇之地陳列在了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館裏。
慕名前來的還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當時他正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挖掘。當他看到長康將軍送給他的是一卷唐代寫本佛經後，便迫不及待地向其問明出處，之後於1908年3月抵達敦煌。但與斯坦因不同的是，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蹲在洞窟裏，麵對堆積如山的經卷，在燭光下一頁頁一件件地翻檢，他幾乎把藏經洞中的遺書通檢一遍……憑著深厚的漢語言文學功底和深厚豐富的考古學知識，他盜走了最有價值的經卷，他把斯坦因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他帶走了藏經洞裏的全部精華，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赫然陳列在巴黎的就有六七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