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搬運工說起
如何切分剩餘蛋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發展為了誰的政治問題，還關係到社會價值取向這一文化問題，關乎人心向背。如果在切分蛋糕過程中沒有圍繞社會目標進行，人們心理失衡，共同理想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一位朋友聽說我要寫書，就請我一定把她目睹的一件事寫進去。她向我描述了農民工一次勞動的場景：一個身著正裝的中年人，或許是領導，或許是有錢人，或許隻是個白領，打電話讓運來了重達5噸的水泥、大沙和石子，用來裝修他的房子。搬運工是一位十分瘦弱、看似小孩的農民工。正值夏天，著正裝的，背著手站在那裏，汗水濕透了他的衣服。這個瘦小的身軀，一趟又一趟，最終將5噸重的東西搬到4樓。我的朋友走進樓道時，看到的是整個樓道被汗水滴濕。她當時驚呆了，喃喃地說著同樣一句話：一個人的汗水究竟有多少？一個人的汗水究竟有多少？……她似乎在擔心，那個瘦小身軀的汗水應該已經流幹了吧，再也不會有汗水了吧。
我聽完這個真實的故事，心中酸楚之餘，想到體力勞動者還有很多很多：高空作業的、高溫作業的、地下作業的、高危行業的，等等。他們的工作條件，與坐在空調辦公室裏還抱怨天氣太熱的相比，冰火兩重天。黨中央已經高度關注這個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總結過去工作時寫道，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如何加強勞動保護工作，如何提高工作在艱苦條件下的職工的收入報酬，如何確定強勢階層的利益邊界、弱勢階層的生活底線，謀求社會分配的均衡，真值得我們深思了。
分蛋糕的難題
生命最珍貴，生命逝去了，再談權利就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生存權也就成為人最根本的權益。這不是一句正確的廢話，曆史一直在闡釋著這句話。
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風起雲湧，多因農民實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在中國曆史上，讓當政者最頭疼的，就是解決國民的吃飯問題。美國總統艾奇遜甚至預言，中國沒有一個政府能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蔣介石逃離大陸前，還說了一句自慰的話：“我把四萬萬人吃飯的包袱，終於甩給了毛澤東。”①中國僅96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麵積，卻要養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確實是個天大的難題。從古至今，民以食為天，當政者一直把糧食問題放在突出位置。
改革開放後，中國不但奇跡般地解決了國人的吃飯問題，還向世界各地供應著“中國製造”的商品，創造了“中國奇跡”，這不能不讓世界震驚。我們的國人終於不再憑糧票買糧食了，不再用布票買衣服了，見麵不再說這樣的問候語——你吃了嗎？
誰知人們吃飽飯了，並沒有滿足。“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是改革開放初期民間心理的形象描述。社會蛋糕越做越大，中國人在歡慶著自己有錢了，找到有錢人的感覺後，內心不平衡卻加劇了，生存衝突反而更加尖銳。根據問卷調查，74％的職工對自己的工資收入水平表示“不滿意”，僅有5.5％的職工表示“滿意”。
為什麼人民群眾生活富裕了，反而會有這樣的調查結果呢？這是因為時代進入了不同階層利益分配階段，不平而鳴的聲音。
不可否認，職工人均工資增幅逐年提高，支付保障機製正在逐步建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力度不斷加大，廣大職工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人們仍然對目前狀況有意見，原因在於人們認為分配不合理，導致心理不平衡。
不比不知道，一比才明了。從國際比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占比明顯低於發達國家，而企業盈餘則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一般介於50％到57％之間，比我國2007年39.7％的水平高10至17個百分點。而這些國家的企業盈餘介於20％至25％之間，比我國31.3％的水平低6至11個百分點。
別看隻是幾個枯燥的百分點，卻直接關乎著百姓的生活質量，反映的是勞動者收入、企業老板收益和國家財政收入三者之間的分配比例。在分配的天平中，企業盈餘與勞動者的報酬分別置於天平的兩端，此長彼落，此低彼高，國家財政收入則居於中間，運用好了會起收入分配調節作用，如用於社會保障，救助低收入者和貧困人口，弱勢群體就會受益；如果用於對企業的某種補貼，企業老板就會受益。這些數據告訴我們，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讓資本有了更多收益，廣大勞動者的奉獻支撐著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