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出自《易傳·係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是指萬物有形象之前而言，“恒道”在形之上；“形而下”則是指萬物有形象之後而言，“可道之道”在形之下。“有生於無”，則是指“有形生於無形”而言，所謂的“無”是指“無有”，並非“無無”。《係辭》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說似有多重涵義。合一陰一陽而言（或謂“無陰無陽”），則為“形而上之道”，合二為一，則為“大一”（大一則是“形而上之道”的別名）；分一陰一陽而言則為“形而下之道”（器之道），陽為“乾道”，陰為“坤道”，又本“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說，則一陰一陽又為天之道。萬物皆有陰陽，故亦有萬物之道。
我國古代作為哲學概念的“道”，是對“陰陽”“五行”這些哲學對象在性質上有所斷定的邏輯概括。萬物的本原出於“五行”，“五行”出於“陰陽”，而“陰陽”則出於“道”。“道”為一，“陰陽”為二，“五行”為三，“萬物”為萬，於是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這一學說的本質不同於三代以前的“天命論”。“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論的提出是建立在自然界自身組織運動之上的，以自身組織運動做為宇宙發生乃至萬物化生的根本動力。這種自身組織的動力完全來自於“道”。從宇宙萬有的構成上說，“道”為“有物混成”的實體；從宇宙萬有的發生上說，“道”為最高本原；從宇宙萬有的變化上說，“道”為總的法則。
一陰一陽謂之道
一陰一陽謂之道，這句話出自《易傳》，是中國哲學關於世界觀的直接表達。後來宋朝的理學家程顥在為這句話注解的時候又加上了一句：離開陰陽更無道。道不在陰陽之外，更不在陰陽之上，而是內在地體現在陰陽交合的過程中。
中國人的陰陽觀直接塑造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最後操縱這個世界的不是單一的東西，而是“陰”“陽”這兩個相反相成的東西。“陰”和“陽”都是“道”，但又都不是“道”，“道”不能來自“陽”，也不能來自“陰”，而隻能來自二者的相生相克。陰陽相互牽製，相互抵觸，但又誰也離不來開誰。沒有“陰”，無所謂“陽”；沒有“陽”也不會有“陰”。二者相生但又相克，所以構成了永恒的運動，產生了萬物。所以，在我們的文化裏沒有出現“老子天下第一，包攬天下”的局麵，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文化打造的思維不是線形的，而是陰陽式的，向來排斥獨斷的、本原性的東西。天大不大？天夠大了，無邊無際，但與天相對應的還有地。你如果迷信天、不看地，就會倒黴。
孤陰不長，獨陽不生
這句名言出自清朝程允升的《幼學瓊林》。原文是：“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故天地配以陰陽。”意思是說，泛指單憑一方麵的因素或條件促成不了事物的生長或出現。
按照《周易》中的“陰陽”觀念，任何“活力”都必須來自於兩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之間的碰撞。僅有一個方麵，或者其中一方以絕對的強勢壓倒了另一方，都不會產生良性的運動和變化，從而喪失了活力，變成了一潭死水。所以說，任何一個事物的存在，都必須有製約其無限發展的一方。打個比喻：草原上的兔子如果沒有狼來製約，那麼兔子無限繁殖下去，遲早要把草原給吃光的。而沒有兔子，狼也就不能活下來，所以，狼和兔子就是互相依存，互相製約。“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色一不講。”隻有男人，或者隻有女人，都不能造就下一代。惟有男女的結合，才能“生”。而唯有“生”才是“天地之大德”。
中國人為什麼看重“時機”
中國文化是黃色文明，自古以農業為本，靠天地吃飯。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的時間觀。西方人總是把“時間”看成某個客觀的東西，用以解釋自然界的運動變化。而我們中國人眼裏的“時間”，更多的則是與自己有著切身關係的“時機”。起先重視的是刮風下雨的“天時”，但真正在思維方式上影響我們的，則是《易傳》中的“時中”。這裏的“時”已經不是“天時”，而是“時機”。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說韓國的國君韓昭侯非要修建一個高大的門樓。他的謀士屈宜臼奉勸他不要這麼做：“如果你非要修建這麼個高門，恐怕你還等不到這個高樓修建完，你就要死了。為什麼呢？因為時機不對。當年國強民富的時候，你如果修建一個高樓，肯定一點問題都沒有；可是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秦國去年剛剛攻占了我們的宜陽城，元氣大傷，人心不古，你在這個時候偏偏要修建高樓，就是大錯特錯了，勢必會使百姓離心，將士散德，韓國的敗落就不可避免了。”結果，韓昭侯沒有聽屈宜臼的勸告。而屈宜臼的預言也恰恰應驗了，高樓還沒有修好，韓昭侯就去世了。
當然，這隻是一個小故事，但其中蘊含的道理卻是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說的那句話：“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
君子藏器於身，相時而動
出自《易傳·係辭》：“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意思是說：真正的君子在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要藏器待時，等待機會。在不利的情況下要隱忍待發，正所謂“潛龍勿用”，而在時機成熟之際則要果斷行動，不能拖泥帶水，正所謂“見龍在田”。這裏告訴我們的是“藏”與“動”的智慧，什麼時候“藏”，什麼時候“動”，這都要看“時”的條件。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就要抓住有利時機，及時發憤創業，在最大的程度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將生平所培養的道德與才能運用到事業之中。藏器於身，隱忍待發，非常重要。在不合適的機會強出頭，勢必會遭到挫敗。所以，在時機未到時，講究韜光養晦，隱而不發，用一句俗語說，就是“不見兔子不撒鷹”。
舉事而不時，力雖盡而功不成
這是《管子·禁藏》中的一句話。意思是說，如果你不在恰當的時候做恰當的事，即使費盡了腦力和體力，也是徒勞無功。在這裏，管子強調的是“時”的重要性，認為真正的“中”是“時中”。
我們中國人對“時”非常敏感。也許我們是黃色文明，自古至今都在靠農業生存，所以對“天時”的依賴性很強。正如《呂氏春秋》中所說：“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則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則物無可為。古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
正因為受這種黃色農業文明的熏陶，中國人從來不會以僵死的眼光來看待事物，而是重視“時”，在做事之前講究謀時，在做事情的過程中講究審時，在利用事物的時候講究相時，在有大的動作的時候講究逢時。總之，一切都在變化，抓不住“時”，你就什麼也沒有抓住。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這是孟子的一句名言，出自《孟子·公孫醜》。意思是說：與其有智慧，不如借助時勢；正如在農業生產中與其有農具，不如不誤農時。這句源於孟子和公孫醜的一段對話，其主旨是強調抓住時機的重要性。“鎡基”是當時的農具，一種大鋤頭，“乘”和“待”都是依靠、憑借的意思。孟子說這句話的本意是推行其“王道”，施行仁政。作為儒家“王道”政治的推行者，孟子熱衷的是在齊國推行“王道”政治，靠實施“仁政”來統一天下。而且，他認為無論從土地、人口，還是從時機來看，目前都是實施王道的最好時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他所說，道德的流行，比驛站傳遞政令還要迅速。
中國古人一直很強調對“勢”的把握，商鞅在變法時強調乘勢的重要性，所謂“飛蓬遇飄風而至千裏，乘風之勢也……故托其勢者，雖遠必至”；《孫子兵法》中也說：“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責人而任勢。”所以，在大的趨勢麵前，要老老實實地跟著趨勢走，敢於放膽去贏，賺足趨勢。比如，在楚漢相爭中，劉邦有自知之明，承認在“勇悍仁強”方麵不如項羽，所以順勢而為，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因勢利導，因地製宜，乘風破浪，麵對現實情況，能顧全局，謀全局，最終大勢所趨，撥亂反正，建立漢朝。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這是《呂氏春秋·查今》中的一句話。意思是說，做事要據情況而論，該變法時就必須變法。清末的維新派人士更直接地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古今之公理。”看來，“時”與“變”永遠都是中國文化討論的核心問題。
世易時移，因時而化。變則通，不變則困，不變則亡。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時和變是聯係在一起的，就因為一切都在變化，我們才抓不住任何現成的東西，唯一可做的就是相時而動，動對了萬事皆利，動錯了滿盤俱空。正如《呂氏春秋·察今》中所講的那個故事，楚國人想襲擊宋國，派人先在雍水做了渡河的標記，不料雍水猛漲，楚人不知道，夜晚按照標記涉水渡河，一下子淹死了上千人，軍士驚號之聲把房舍都震壞了，結果楚人大敗。“世易時移，變法宜矣。”這就象好的醫生一樣，病千變萬化，藥也要千變萬化，病變了藥不變，本來長壽的人，也會夭折。“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
《呂氏春秋·查今》中這句名言所闡釋的審察時勢、因勢而變的深刻道理，至今讀來仍發人深省。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出自《國語·鄭語》中思想家史伯和鄭恒公的一段對話。在對話中，史伯一針見血地指出：西周將滅，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哪一件事情做錯了，而是違反了“上天”昭示的原則，“去和而取同”而導致的。
在史伯看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天地運行而不言的奧秘，智者查之，愚者避之。“和”和“同”是相對立的，“和”是差異性和對立麵的共存，而“同”則是單調的同一性。“和實生物”，意思是說，隻有差異性的共存才能構成矛盾，而這種矛盾又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源泉。相反，如果千人一麵，到處是“同”，而沒有“異”，就好比是一潭死水，陷入僵化。所以說“同則不繼”。不同的事物相互為“他”，“以他平他”就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達到平衡，這樣才能夠產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則不能產生新事物。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直接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和合”思想。在中國人看來，真正的“和”是一種“以他平他”的“和”，而非“以同裨同”的“和”。是百花齊放，姹紫嫣紅，而不是色彩單調，萬馬齊喑。惟有和諧、融合才能產生、發展萬物。如果沒有“六律之和”，就不可能有悅耳動聽的音樂；若沒有“五味之和”，就不可能有香甜可口的佳肴。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出自《易經·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意指同類的事物相互感應。指誌趣、意見相同的人互相響應，自然地結合在一起。水往低濕處流，火往幹燥處燒。聖人的作為，使萬物自然而然地感應，真情得以顯露。以天為本，向上發展，以地為本，向下紮裉，這就是萬物各依其類別相互聚合的自然法則。
“乾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所節引的一段話，是孔子對此卦中爻題為“九五”、爻辭為“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解釋。這一段解釋在《周易》中是十分有名的，以物與物相互感應，引申到“聖人作，而萬物睹”，得到“各從其類”的結論。古代帝王被稱作“九五至尊”，以龍象征，比擬成聖人，就是源於“聖人作，而萬物睹”。
無論是這裏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還是俗語中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說的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說走到一起的人都是因為某種類似，不同類型的人永遠走不到一起。油和水雖然都是液體，但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將他們混合在一起，因為他們屬於兩種類型。
“中醫”的含義是什麼
什麼是“中醫”？提問這個問題也許很可笑，中醫不就是中國的醫學嘛，還能有什麼含義？其實不然，“中醫”這個詞早在西漢就已經出現了。《漢書·藝文誌·經方》中說：“以熱益熱，以寒增寒，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雲：‘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這裏的“中”不是“中國”的“中”，而是“中間”的“中”。
這句諺語說得真好。意思是說，有了病根本就不需要醫治，隻要維持在“中間”就可以了。至於“中間”的意思，我們可以結合上文來理解：如果很熱，就不能再加熱了，如果很冷（寒），就不能再繼續冷（寒）下去了，所以，身體內隻有一股力量（不論是熱還是冷），就是我們所謂的“疾病”了，即“獨”而“失”。要改變這種“病態”，就要維持在“中間”，即維持在“寒”與“熱”的中間，不熱也不寒。可見，“中”在這裏指的是一種均衡、平穩的態勢。也就是說，“中”即“醫”，均衡了，平穩了，病就自然“醫”好了。
“中醫”這個名詞真正出現是在近代鴉片戰爭前後。東印度公司的“西醫”為區別中西醫給中國醫學起名為“中醫”。這個時候，“中醫”的名稱是為了和“西醫”做一個對比。到了1936年，國民黨政府製定了《中醫條例》，正式法定了“中醫”兩個字。過去人們又叫中國醫學為“漢醫”“傳統醫”“國醫”，這些都是區別於西醫而先後出現的。
中國最早的一部醫學寶典——《黃帝內經》
在中國曆史上，《黃帝內經》是第一部闡述醫學理論的書籍，也是第一部冠以中華民族先祖“黃帝”之名的傳世巨著，是我國醫學寶庫中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治療原則和藥物學的醫學巨著，在理論上建立了中醫學上的“陰陽五行學說”、“脈象學說”、“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病因學說”、“病機學說”、“病症”、“診法”論治及“養生學”、“運氣學”等學說。其醫學理論是建立在我國古代道家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反映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關於《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說法不一，或說是在戰國，或說是在秦漢之際，或說是在漢朝中期。然而無論如何，其思想的係統性和完備程度，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是極為罕見的。它總結了春秋至戰國時期的醫療經驗和學術理論，並吸收了秦漢以前有關天文學、曆算學、生物學、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運用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論，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麵的闡述，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係，成為中國醫藥學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