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
〔宋〕石介：《中國論》
古代中國人是怎樣看待傳統中國文化圈以外的世界的？他們對外部世界所具有的文化心理，是在什麼地理環境中形成，並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受到哪些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而進一步強化的？這些問題對於認識近代中國士大夫對西方挑戰的消極的態度和反應，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讓我們就從考察這些問題開始。
1.1華夏文化圈與外部世界
當我們回顧古老的中國文明發展的曆史的時候，有若幹地理因素特別值得注意。首先，我們祖先創造的華夏文化，是在遠離希臘、羅馬、埃及與巴比倫等古代文明的黃河流域發展起來的。華夏先民活動的範圍，又處於相對獨立、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中，難以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早期先進文明進行雙向的文化信息交流和相互影響。其次，黃河平原與黃土高原的氣候與土壤等生態條件，特別適宜於單一的農耕經濟的發展，這種經濟生活的自給自足性，使安土重遷的華夏民族往往不像古老的商業航海民族與遊牧民族那樣，把走向遙遠的外部世界視為謀生的必由之路。
打開世界地圖，人們可以看到，在黃河中下遊的華夏人居住區以北，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幹旱草原與人類難以生存的西伯利亞森林與寒原。在這個文化圈的東部，一望無際的東海是比沙漠更嚴峻無情的天然屏障。當華夏族後來發展到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以後，迤南叢林的煙瘴之地、金沙江、怒江和橫斷山脈的險峻地勢，以及作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橫亙在古代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之間。數千年來，這兩個古老文明之間難以進行接觸和交流。梁啟超曾生動地設想，假如沒有喜馬拉雅山把南北兩地隔開，中國和印度的曆史將會完全重寫。
難道不正是如此嗎？千百年來，那些身軀高大的金頭發的雅利安人、那些追隨亞曆山大東征而來的希臘人，以及此後的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乃至非洲東部的埃塞俄比亞人，隻需跨入位於現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的那些著名的山口，就可以浩浩蕩蕩奔赴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帶——恒河平原，並給印度的曆史、種族、語言、宗教和習俗打上自己特有的烙印〔印〕辛哈、班納吉合著：《印度通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9頁。。其結果，也使印度文明不斷從異源文化中承受新的文化信息。而那些先後進入印度本部的征服者和旅行者們，隻能麵對著喜馬拉雅山峰的終年積雪望洋興歎，他們決不可能越過世界屋脊進入古老中國的神秘世界。
當然，華夏文化圈也不完全是一個封閉的世界。狹長的河西走廊連接著一條漫長而充滿險阻的絲綢之路。從而使古代中國與中亞文明之間保持著斷斷續續的聯係。現代的中國人佇立在玉門關的廢墟旁，固然可以抒發一番懷古的幽情：西漢的張騫、李廣利，唐代的玄奘，14世紀威尼斯的馬可·波羅，都曾在這不顯眼的古道上留下過他們的足跡。這些中外聞名的旅行家的名字，幾乎要間隔數百年才出現一次。他們的旅行故事又是如此驚心動魄。這本身就足以表明，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機會受到地理環境何等嚴重的限製。千百年來，玉門關與陽關的漫長古道上，死一般的沉寂隻是偶爾被商隊的單調駝鈴聲打破。至今的考古學者和勘探者們，還可以在那沙漠荒丘中發現古代遇難商人和駱駝的骸骨。這一切表明，古人為溝通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文化交流，曾付出過何等艱巨的代價。
這裏，讓我們把環繞地中海沿岸的諸古代文明與華夏文明的地理環境作一點比較，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地中海北岸的希臘羅馬文化，南岸的尼羅河文化，以及離地中海東岸不遠的巴比倫文化，這三個古老文明都可以通過海路交通而密切地聯係在一起。雅典的戲劇大師阿裏斯多芬，曾用“我們是一群環圍著池塘的青蛙”這句話來形容愛琴海四周的諸城邦在文化上的相互呼應D.B.Nagle：TheAncientWorld：ASocialandCulturalHistory，1979，P63.。這一生動的比喻卻使人們聯想起：希臘、羅馬、埃及與巴比倫，又恰似圍繞在地中海這個更大的池塘的四周的蛙群，它們發出此起彼伏的鳴叫聲，組成一種奇特的文化交響。這些異源文明之間的信息交流是十分密切的。例如，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泰利斯、畢達哥拉斯都曾光顧過埃及，並對金字塔和埃及的異國風情作過記錄〔法〕保·佩迪斯：《古希臘人的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6頁。。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對巴比倫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了解得如此具體而詳盡，以至他竟能在自己的著作中列舉出巴比倫各省每年向中央王朝交納的稅收總額〔法〕保·佩迪斯：《古希臘人的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