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是解決難題寫出信史的基礎
曆史撰述，是過去的人和事的記錄，是對前人經驗教訓的總結，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實證，是曆史學最鮮明的學科特征之一，是還原曆史、總結經驗、探索規律的基礎。寫曆史要求用事實說話，講究言必有據，不說空話，不說假話。所謂“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寫曆史推崇秉筆直書，要求“實錄”，做到“不虛美，不隱惡”。這樣寫出來的曆史，才可能是“信史”。為達到這些要求，最重要的、基礎性的因素是全麵地、翔實地占有真實的史料。而為了確定史料的真實、可靠，破解曆史的疑案，就需要下工夫進行考證。做搜集證據、鑒別真偽、辨析關聯、解釋內涵等工作。做好這一重要而艱難的基礎工作，需要史學工作者具有史德、史學、史才、史識，需要史學工作者為此付出心血。
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曾經出現過一股疑古思潮。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為其代表。其曆史貢獻是通過對史料的辨偽求真，摧毀偽古史係統，促成新古史學派的建立。但辨偽也有過頭之處，出現以真為偽的情況在所難免。在運用“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研究古史傳說還原為神話的過程中，認為夏代並不存在這一轟動一時又備受譏諷的觀點就是一例。魯迅在《故事新編》的《理水》（1935年11月作）中寫一個考古的學究鳥頭先生，考證出來“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就是影射諷刺顧先生的。王國維利用地下發掘出來的甲骨文，進行識讀，說明甲骨文上有多種寫法的夏字，記錄著夏代發生的事情；說明甲骨文的記錄和《史記·夏本紀》以及《尚書》、《孟子》等典籍上記載的夏禹治水事跡傳說的一致性。王國維把用地下新史料證實紙上舊史料的這種方法，稱為“二重證據法”。
在近現代史研究中，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同樣會遇到若幹問題需要通過搜集史料，對其進行考證、考辨、考釋，以求得問題的解決。同古代史研究相比，運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其共通之處，也有其自身特點。
弄清曆史真相，需要多重證據
我從事黨史研究工作是從中共黨史人物張聞天研究開始的。涉及許多人和事，幾乎每走一步都離不開對史料的搜集與考證，體會到弄清曆史真相，需要多重證據。
人物研究一開始碰到的問題，就是這人叫什麼名字？何時何地出生？張聞天在高小讀書時的名冊上用的名字是“應皋”、“蔭皋”，1917年考入河海專門學校時才用“聞天”。張聞天這個名字，首見於1917年7月20日上海《申報》上登出的“上海錄取新生通告”上麵。這是怎麼一回事？訪問與張聞天同輩的人，他們說，張聞天的名字是塾師張柱唐起的，出自《詩經》。經查，《詩經·小雅》中的《鶴鳴》篇有雲：“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可見應皋是名，聞天是字。後以字行世。張聞天的出生年月日怎麼又成了問題呢？他的生日是農曆八月初六，這一年是閏八月。這個八月初六是前八月還是後八月呢？誰也說不清楚。老人說，張聞天出生前一個月，其父將住房翻修了一次。翻修後，廳堂北牆中間的隔扇上刻有四首唐宋人的詩，落款為：“庚子巧秋中浣柱唐張國棟塗。”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物證。庚子，公曆1900年；巧秋，農曆七月；中浣，中旬。可以確定：張宅翻修完成的時間是庚子年七月中旬。一個月後張聞天出生，當在前八月初六，公曆為1900年8月30日。可見，近現代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不僅要利用人證之便，也需要依靠物證。
人物重要活動的經過，相對而言比較容易掌握一些。但具體的起訖時間，當事人也很難說得準確、確切，必須仰仗於曆史的記錄。例如：張聞天何時又是怎樣赴美國留學的？何時又是怎樣回國的？從《少年中國》第3卷第10期《少年中國學會消息》、《學生雜誌》第9卷第9號《最近出洋的學生》、1922年9月22日上海《時報》刊載的《太平洋上月出口船舶》以及8月20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刊載的張聞天的詩《別》可知，張聞天是1922年8月20日從上海乘“南京號”遠洋輪前往美國舊金山的。張聞天到達舊金山後，“美洲中國文化同盟”於1922年9月23日下午在唐人街杏花樓舉行了一個歡迎茶話會，消息《文化同盟茶會記》刊登在第二天《大同晨報》的“本埠新聞”欄。在張聞天1923年11月給胞弟張健爾的信中說，“我大約今年年底就想回國”。此信由張健爾錄入他寫的《落日》一文，發表於《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12月2日。離開舊金山的確切時間，從他的朋友孟壽椿送給他的一本《十九世紀文學史》扉頁題字可知：“敬贈聞天兄以為金門之別的紀念壽椿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輪船在太平洋上航行半個多月，到達上海的時間在1924年1月20日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