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去日本，我順手拿了一本短篇小說集，放進行李箱裏。短篇小說集不是別人的，是我自己的。在日本期間，我看不懂他們的電視和報紙。參加活動之餘，一個人在房間裏無事時，我就看自己的小說。在那樣一個陌生的語言環境裏，我看用我們的漢字寫成的小說，像看到了一張張熟悉的麵孔，並像回到了家鄉，親切感油然而生。看著看著，我的雙眼就有些濕。同行的一個朋友把我的小說集借去，看了幾篇之後，不大想還給我，問我能不能把小說集送給她。說來我顯得有些小氣，我沒舍得把小說集送給她，我說：對不起，我出來隻帶了這麼一本，我自己還要看。
2009年春天去美國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國際寫作計劃，我帶的書就多一些。除了王安憶的一部長篇小說，村上春樹的一部長篇小說，《外國小說名篇選讀》，我自己的書，我帶了一本長篇小說《紅煤》，和一本短篇小說集《紅圍巾》。我們住的地方是原始森林中的一棟別墅，與外界的信息聯係幾乎隔斷。寫作之餘，我隻能看我自己帶去的書。過了一段時間，我把《紅煤》送給了一位華人女翻譯，《紅圍巾》卻遲遲沒有送人。遠嫁美國的一位東北女士，到駐地給我們包餃子吃時，看到了《紅圍巾》。她把書翻了翻，看了幾段，就表示喜歡，紅著臉問我帶的書多不多。她的意思我明白，是想讓我把《紅圍巾》送給她。我說這樣吧，等我臨走的時候，把書給您留下。隻是現在您還不能拿走，因為我自己還要看。她看著我，樣子似有些不解，問：這書不是你自己寫的嗎？言外之意是，自己寫的書自己為什麼還要看呢？我說：不錯，是我自己寫的書。我這人有個毛病，愛看自己寫的書。離開美國的前夕，那位女士請我們到她家做客，我才把《紅圍巾》作為禮物送給她。
你說我敝帚自珍也好，笑我不自量也好，反正我說的是實話。出門在外，帶一本自己的書，對我來說已成了一種習慣。把書打開，不管翻到哪一篇，仿佛打開了一扇門，裏麵有個人把我輕輕一拉，我就進去了。語言是一個好向導，她把我帶到這兒，帶到那兒。裏麵的情景讓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還有些觸景生情。常常是，淚水辣了我的眼，我隻得中斷閱讀，把眼淚搌一搌，再接著看。看完一篇，我悄悄感歎：虧得自己會寫點兒東西，這一輩子活得總算不虧。
在寫一篇長一點的小說時，寫之前我曾給自己定了四條標準：看了還想看；願意帶在路上看；願意送給朋友看；不論從哪裏看起，都得看得進去，並有所得。這四條標準不是什麼硬標準，是軟標準。不是外向的，是內向的。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第一個標準主要是對情感而言。任何文學作品都是為了表達感情，都是以情感美為中心。我要求自己寫的小說，情感一定要飽滿，真摯，首先能夠感動自己。第二個標準主要是對味道而言。那種味道是漢字的味道，中國的味道，民族的味道。漢字的味道有天生的成分，也需要後天的調配。隻有調配得當，色香俱佳，味道才會深厚綿長。第三個標準主要是對語言而言。一篇小說是否拿得出手，要看它的質地如何。而它的質地是通過語言呈現出來的。我重視語言的靈感，認為賦予語言以靈感，語言就是個性化的語言，就是活的語言。沒有靈感的語言是僵死的語言。第四個標準主要是對細節而言。看小說其實就是看細節，好的小說都是細節好。好的細節都是形象化的，審美化的，心靈化的，而且有著較高的密度。當然，每一個標準都不是孤立的，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輔相成，互相支持，才有望使小說耐看一些。
我像仰望星空一樣，對經典心存敬畏。我從不敢把自己的小說與經典相聯係，更不敢奢望把自己的小說寫成經典小說。把小說寫得經得起看，對我來說已經是很高的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