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節前夕，11月6日《真理報》在第四版上發表了帕斯捷爾納克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信中說：
“我把諾貝爾獎金看作是對文學的表彰，我為此曾感到高興，並在致瑞典科學院秘書安德列斯·厄斯特林格的電報中做了表達。”
“但是我錯了。我犯此錯誤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我就曾被推薦為該獎的候選人，譬如5年前，那時我的長篇小說還沒有寫出來。”
“過了一周，當我發現圍繞我這部長篇小說掀起的政治運動已發展到何等規模時，我確信這次授獎是一種政治行動，如今已造成駭人聽聞的結果，於是我憑自己的動機，不為任何人所強製，寄去了自己自願的拒絕。”
他又說：“在這動蕩不安的一周裏，我沒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自由和一切都沒有遭到危險。我想再次強調，我的一舉一動都是自願而為的。非常熟悉我的人都很清楚，人世間任何事也不能迫使我昧著良心說話，或幹違背良心的事。這次也是如此。
任何人沒有強製我，此話已屬贅言。這一聲明是我懷著自由的心，懷著對大家的和我個人的未來的光明信念，懷著為我生活時代和為我身邊的人的驕傲而寫的。
“我相信，我在自身中可以找到力量恢複我良好的聲譽和被破壞了的同誌們的信任。”
本來是讓帕斯捷爾納克寫封信，向廣大人民做一次表態，從而結束這一事件。但當局把帕斯捷爾納克的“致人民的表白”變成了“認罪書”，而且利用他的聲明表明他沒有受到任何迫害，一切做法都出自他的自願。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不會客”
節日過去了。
報刊上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攻擊與謾罵不見了。
表麵上似乎已風平浪靜。
帕斯捷爾納克的元氣逐漸恢複，重新開始他的翻譯工作。
可是當他一想到諾貝爾獎金給他周圍的人帶來的災難時，心裏就難過。他寫了一首詩，傾吐胸中的塊壘。
我遭了殃，像隻野獸陷入圍獵。
我和人群、意誌、光明已經告別我身後是一片追捕的喧囂，我衝出去的可能已被堵截。
一棵雲杉，橫在地上，樹林黑壓壓，我躺在水塘旁邊。
所有的道路已被切斷。
聽天由命吧，什麼也不管。
我幹了什麼齷齪的事，難道我是惡棍，是殺人犯？
我讓整個世界對著我美麗國土淚水漣漣。
圍捕的圈子越縮越緊。
另一件事怪我，有口難言：
我的右臂不跟我在一起——可心的人兒不在我身邊。
繩索勒住我的脖頸，這時還有一個希望與我相隨希望我的右臂能夠為我拭掉眼中的淚水。
這首不是為了發表的詩，偏偏傳了出去。西方記者以《諾貝爾獎》為標題麵世以後，又招來新的麻煩。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把帕斯捷爾納克傳去，說他犯了“叛國罪”，並警告他：如果繼續與外國人交往，將繩之以法。帕斯捷爾納克沒有做任何解釋，回家便在自己家的大門口貼出一張用英、法、德三種文字寫的條子？不會客”。
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要來莫斯科訪問。當局估計到麥克米倫很可能要求會見帕斯捷爾納克，於是發出警告讓他回避。
恰好這時格魯吉亞詩人塔比澤的遺孀尼娜·塔比澤寫信給帕斯捷爾納克夫人季娜伊達，邀請他們夫婦到格魯吉亞去散散心。
1959年2月20日，帕斯捷爾納克夫婦在麥克米倫抵達莫斯科的前夕，隨身帶著一本美國作家福克納的書和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逝水年華》，啟程去了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市。
英國首相回國了。帕斯捷爾納克緩了一口氣。
1959年6月3日，帕斯捷爾納克與季娜伊達返回了莫斯科。
莫斯科啊，莫斯科！
每次從外地回來，他對這座城市都有一種遊子回到母親懷抱的感覺。他愛這兒的菩提樹，這兒的花香：他愛這兒的街道，這兒的教堂：他熟悉這兒的每一條街，每一座橋梁。因此他更想把舊的莫斯科，那時的生活，那時的人們，還有他們的喜怒哀樂再現在紙上。
莫斯科人和這座城市一起，變了模樣。它有自豪的曆史，自豪的精神，也有清除不盡的社會汙穢和庸俗習氣，醫治不了心中的創傷。
帕斯捷爾納克繼續過著雙重的生活。愛是甜的，愛也是苦的。他既不能和季娜伊達離婚，又不能和奧莉婭正式結婚。除了這種感情上的糾纏外，他對現實生活中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他埋頭翻譯，要創作另一部不遜於《日瓦戈醫生》的作品，即後來隻完成一幕的話劇《盲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