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層係統”理論當然與早期的譯學研究有同有異。其相同處在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邏輯聯係，比利時/荷蘭學者在前期研究中提出理論主張，而以色列學者則將其看作理論公理予以延伸和發展，隻是理論視野更為宏闊，善於在更加深邃的框架之中審視翻譯等值與文學功能等理論問題，這樣便使他們得以站在曆史文化的高度來看待影響翻譯過程的一些實際的翻譯文本及其美學前提。其不同處主要表現在二者關於翻譯的有關思路正好相反。早期的譯學研究注重一對一的相互關係和等值的功能內涵，他們相信譯者具有演繹等值文本的主觀能力，並且認為這種能力反過來又會影響特定社會中的文學與文化成規。而主張“分層係統”理論的學者們其思路正好與此相反。他們認為，宿語文化（亦稱“宿語係統”）中的社會規範和文學成規會將譯者的美學前提納入自己的轄域，從而影響繼後的各種翻譯抉擇。但無論怎麽說，“分層係統”理論都是早期譯學研究的邏輯延伸，隻是這種延伸之中有發展也有超越，其超越之處對於今天的譯學研究意義重大，主要表現為他們打破了譯學早期研究的傳統藩籬，超越了語言學和文學範式的曆史桎梏，進而導致文化轉向，直接向文化範式的整合研究邁進。1981 年，佐哈與圖瑞聯手在《今日詩學》雜誌上推出“翻譯理論與跨文化關係”一文【4】，在“前言”中二人寫到：“現代翻譯理論曾經采用過功能（主義）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完全以理論為基礎，但在今天卻不得不超越這個‘邊界’。正像語言學邊界已經被超越一樣，也應該超越文學邊界，這是因為翻譯的本質在今天已經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呼喚引入一種文化符號學以作新的研究範式。”由於引入了這種新的文化範式，“分層係統”理論從而可以轉換視角，開始將一係列新的課題納入研究視野，這就使得譯本以及異質文化之間所存在的文學關係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同時也通過譯文研究為某一既定文化其係統結構內部的文學關係、以及文學與語言學的實際發展提供了得以繼續研究的理論前提。相對於早期譯學研究注重翻譯過程的理論闡發、關心個別文本是否成功的曆時評價（以譯本本身的純文學性為出發點）等特點，“分層係統”理論卻從共時視角出發，同時考慮宿語文化（以譯本在該文化中的功能為出發點）和曆史語境這兩個方麵。他們拋棄“規定模式”，著力描寫翻譯的多維過程，同時也對各種曆史的文化產品進行細致的分析；他們摒棄了基於深層結構的某些語法/主題類型或具有相同功能的語言學特征，卻代之以現代譯學理論的“係統變化觀”，因而徹底瓦解了早期譯學研究某些靜止機械的觀念。這種變革所帶來的便是描寫對象的改變，單一文本的傳譯過程從此再也不是譯學的描寫對象，取而代之的卻是翻譯生產抑或整個文學係統內部的曆史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