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進化是緩慢的。雖然時間置換了時代與社會的格局，但這些人類之於倫理道德的深沉叩問應該說對於今天的我們依然顯得如此沉重。兩千年的曆史告訴我們，欲望是紛爭的開始，當然也是和諧的終結。孔子告訴我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稟承著孔子的言說，語重心長地告訴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些聲音穿過時空的煙塵，警醒著迷茫的人們。
很難想象，一個唯利是圖的人，以金錢為自己的華美佩飾，他的未來將是何等的空虛；一個見利忘義的群體，以欲望為自己的終極目的，其下場將是何等的可悲。當仁不讓，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因為它使一切競爭變得有序；當利不讓，卻無法讓我們敬仰，因為它使一切陷入了瘋狂。
利見於欲，義得於理。孔子曰：“食色，性也。”可見“欲”為人的本性，同樣“利”也是人的立身生存的憑靠，常言說得好，“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同樣，孟子反對的是“上下交征利”的唯利是圖的社會狀況，並沒有完全否定“利”的存在。問題在於，什麼是第一位的東西？之所以世間眾生傾向於“利”而忽視了“仁義”，是因為他們混淆了道德倫理的因果律。
利行於義，義是因，利是果，這才是最完美的一種功利博弈。傳統的醫藥界有一副這樣的對聯：“但願世間人少病，何懼架上藥蒙塵。”這其實也是義利取舍時的一個小小的寫照。為“利”傷“義”、為“利”失“信”、為“利”喪“德”者更是比比皆是，甚至觸目驚心。
當然，孟子並不是絕對反對“利”的觀念，他所反對的是“上下交征利”的道德狀態。利國利民，“計利當計天下利”，這才是計利的最高境界，而這種境界的達成，需要道德的支撐，需要以普遍的利益作為衡量的標準。
1938年，侵華日軍的鐵蹄長驅直入，大半個中國淪陷，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一向不肯做官的中國民族資本家，號稱中國船王的盧作孚挺身受命，擔任了國民政府的交通部次長，負責戰時運輸任務。
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是當時中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擁有輪船46艘，總噸位18718噸，它凝聚著盧作孚13年苦心經營的心血，也是他實業救國理想的憑借。在抗日戰爭之初，許多人都為民生公司的出路擔憂，但盧作孚卻說：“國家對外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
1938年10月上旬，盧作孚接到國民政府軍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將民生公司所有船隻一律開到武漢長江下遊田家鎮鑿沉，用以封鎖江麵，以延緩日軍軍艦沿長江進犯武漢。這個命令遭到了盧作孚的拒絕，他知道自己的航運公司應該有更大的用處，而不僅僅是成為長江裏的暗礁。
10月25日，武漢淪陷，近在咫尺的宜昌也危在旦夕。此時的宜昌成了一個戰時的大倉庫，從上海、南京、武漢撤退的9萬餘噸重要工業物資堆積在宜昌的長江兩岸，並有數萬人在此等待入川。如果按照普通的航運操作規程，要將如此規模的人員物資運到重慶，時間大概需要一年。當時川江已經接近枯水期，中水位航運時間也隻有40天。而此時敵軍飛機已經飛臨宜昌，日軍也在日益迫近，形勢十分危急。
盧作孚臨危不亂，到宜昌的當天晚上，他就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船長、技術人員徹夜開會，並於次日淩晨製訂出了“三段航行”的運輸方案。這個搶運方案是：從宜昌至三峽為第一段，從三峽至萬縣為第二段，從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以分段運輸縮短航程，多運快運。這樣，運力便會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
40天後，擁塞在宜昌的待運人員早已運完，器材運走了三分之二。又過了20天，所有器材全部運完。當日寇侵入宜昌時，留給他們的隻是一座空城。
在這次震驚世界的大撤退中，諸多的軍工企業、航空工業、煤炭、鋼鐵企業和輕工業的設備、軍事器材和人員撤退到當時的陪都重慶，成為持久抗戰的堅強後盾。盧作孚後來在回憶這段艱難歲月時曾寫道，那些器材是當時整個中華民族工業的精華，是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生公司有16艘船舶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傷，117名員工犧牲，76名員工傷殘，運力比戰前減少一半。
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曆史的時候，那裏麵的悲壯可以讓我們扼腕，但盧作孚的氣度胸襟是不是也讓我們汗顏呢？國難當頭，我們看到的是義利取舍的崇高選擇。盧作孚沒有見利忘義，沒有發國難財，而是用自己十多年的心血來作了一次賭博，目的就是為這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謀求一次重要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