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看出某件東西的假來？”老先生答：“你知道什麼是真的就能看出什麼是假的。”又問：“怎樣才能看出某件東西的真來。”答：“你知道什麼是假的就能看出什麼是真的。”這就為古玩收藏者提出一個問題，即必須真東西、假東西都接觸才能提高鑒賞能力。看得多了，心中有數，遇到文物才能看出分曉。
再次是“才”，即收藏者要有聰明的才智和悟性，有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之功，以提高自己對藏品的選擇品評能力。知名學者葉恭綽先生，精於文學、史學，能詩能文，能書能畫。他同時也是位藏書家和文物收藏家。盡管他的收藏與他所從事的藝術、學術研究及社會活動不能完全劃等號，但他仍在它們之間找到了互補關係。
他的字集剛勁、厚重、奔放於一體，馳名書壇。據說其書法除臨摹褚遂良及漢魏各碑外，最得力是他藏有宋秦檜字帖孤本，平時經常臨摹，卻不為外人所知。收藏也使他對中國文史有了更深廣的感性認識，並從中獲取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使他有足夠的條件，完成了《全清詞抄》、《五代十國文》、《廣篋中詞》、《廣東叢書》、《遐庵詞贅稿》、《彙稿》、《序跋一輯）等著作。張中行先生在《負喧瑣話》一書中記有他對葉恭綽生平的一段回憶。其中提到：“他的廣泛興趣是整理、欣賞、收藏文物（包括圖書）。在這方麵，他的經曆和收獲幾乎是說不盡的。”從張中行先生的回憶中可以看出，葉恭綽的收藏活動與學術、藝術的研討全然是融在一起的，他對藏品的選擇與品評的能力和學術上的收益得力於他對收藏的悟性及其舉一反三、融類旁通的本領。
三、如何確定收藏目標
民間收藏主要偏重於三種類型。
魯迅收藏有大量的漢畫像拓片，他認為從漢畫像所反映的內容中可以窺見秦漢之典章文物及生活狀態，同時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民間的“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可能會創造出一種更好的版畫。此圖為漢代嘉祥畫像的拓片，上有“周氏”印一方。
一是廣博型。這種人收藏品的範圍相對較廣，鑒賞對象麵較寬：也有的對某一類別的藏品幾乎無所不收，多多益善。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均無“蜻蜓點水”之弊，其藏品絕非粗陋，認識亦非膚淺，卻都能達到“精專”的程度。廣博型的收藏家大多是學識精深、興趣廣泛的人。他們不僅僅滿足於一般的讀書生活，總想跳出讀書的天地，接觸更多的文物藏品，以開闊知識視野，拓寬治學範圍。清末收藏家劉鶚就是這樣的人。他之所以在文物考古上有重大貢獻，與他廣博的收藏有直接關係。劉鶚不僅收藏甲骨，而且對書畫碑帖、鍾鼎彝器、秦磚漢瓦、印章石刻、古錢和古代樂器等無不收羅。廣博的收集與精深學識的撞擊、交融和貫通，成就了他對金石考古領域的開拓。
魯迅先生是文學家同時又是美術作品特別是木刻、版畫、箋譜的收藏家和鑒賞家。此外，他對金石拓本、漢代畫像、六朝造像等，也有廣泛的收藏興趣，常擠出錢來到舊貨攤購買。他的日記中就記有他每年在廠肆購書、文物、碑帖的賬目。魯迅在為文之餘，還選編出版了英國、德國、蘇聯以及中國現代不少版畫家、木刻家的作品選集，並且親自為其作序或小引，僅箋譜就同鄭振鐸先生合作選編出版了《北平箋譜》，重印了明代胡正言的《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可能說，魯迅和鄭振鐸都屬於廣博型的收藏家。
二是專項型。這種人收藏對象較為專一，或重點收集某一類別的藏品，或圍繞一個專題，一個中心來收集藏品，以形成係列。
如近人李拔可專一收藏伊秉綬的著作和法書。他托人廣為收羅伊之墨跡，書畫商聞訊，紛紛挾載而來，物歸所好，於是丘垤成為崇嶺、溪澗彙為江湖。因伊秉綬字墨卿，李拔可取號“墨巢主人”，並出其所藏，用珂羅版影印問世。如此一來，伊秉綬的手跡在古玩市場上頓時增價倍蓰，人猶爭購。又如舊時曾任金城銀行總經理的周作民，專門收藏先賢尺牘，被人稱為“尺牘大王”。丁輔之所藏名人尺牘，有明代上自洪武禦筆，以及劉基、宋濂、王陽明、左光鬥、史可法諸子，乃至嚴分宜、阮圓海等人尺牘，也割讓給周作民。此外，畫蘭名家姚虞琴所藏尺牘，絕大部分也給周作民搜羅而去。河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讓丘壤，經數年收集，周作民的名人尺牘竟達數萬通之多。這些藏品在文獻方麵提供了相當的資料，成為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
專項型收藏往往為一個人取得某一方麵的成就起到一種奠基作用。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南洋中學校長王培蓀以專收地方誌著稱。王培蓀收集方誌花了幾十年的精力，或向書商收購，或托校圖63清乾隆辛卯年庫石朱墨友羅致，他收集到的方誌，卷帙浩繁，占當時存世方誌的80％。他把方誌分為畿輔誌、府誌、州誌、廳誌、縣誌、鎮誌，以及輿圖等幾類。按地域又分為中區諸省、沿河諸省、東北諸省、本區諸省、邊區諸省。另外還有山川誌、古跡誌、居處誌等。收藏這些方誌，不僅對國家建設如天文、地理、物產、礦產、交通、水利、文物、考古等方麵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孫培蓀本人在這一收藏活動中也成了舉世公認的方誌學的專家。南社詩人胡寄塵專事收集啟蒙書，僅《三字經》就有27種，《千家文》有21種，此外如《小學韻語》、《三才略》、《幼學歌》等不勝枚舉。胡寄塵“乃一一搜羅而加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