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起於東漢中期的清議之風，在東漢末年為清談之風所取代。清談本來是鄉裏對士人的輿論品評，它以名教為準則，對社會進行幹預。東漢末年，黨錮禍起，朝政敗壞，許多知趣士人收斂起“上議朝政，下譏卿士”的鋒芒《後漢記·桓帝延熹九年》。，向往起明哲保身的名士風流，於是以談玄為主要內容，以祖尚浮虛為特征的清談之風悄然而起。到魏晉時期，清談已成為當時士人所普遍崇尚的社會風氣，成為“魏晉風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談一般分主賓兩方，一述一詰，述稱為“通”，詰稱為“難”。有的高士則常自為賓主，反複論詰，使論點深入，以炫耀自己的風采。如《世說新語·文學》載曰：“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仆以為極，可得複難否？’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清談時，談士們盛服華飾，手揮塵尾，姿態閑雅，望之若神仙中人。《世說新語·文學》載孫安國與殷中軍的清談場景曰：“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閑，左右進食，冷而複暖者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事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真是一派名士風度。
西晉時、王衍，樂廣等人以善談而擅名一時。樂廣“性衝約，有遠識，寡嗜欲，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被世人稱為“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晉書·樂廣傳》。所談的範圍已比魏時有所擴大，據《世說新語》所載，某次在洛水之濱的清談，其論題已涉及名理，《史》、《漢》、延陵、子房等。《世說新語》卷上《言語第二》。可以看出曆史和人生都是清談的內容，而從所提到的延陵生、張良等曆史人物看，清談所反映的還是明哲保身，隱逸避世的意趣。東晉南朝時一些高僧也加入清談之列，《世說新語·文學》就載有江南僧人僧音與王苟子在瓦官寺清談的場麵。這時其談論的題材也就更為廣泛，據《陳書·馬框傳》記載，馬樞與蕭綸等清談時，《周易》、《老子》、《維摩》皆為題材，儒、道、佛“數家學者，各起問端”。可見內容之廣，南朝晚期，清談之風已減，雖有一二高士欲重振玄風，但未見有效。
放情於山水，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士所崇尚的又一風氣。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有時登山臨水，經日忘歸；而且他遊覽山水的方式十分獨特，常常率意獨駕，不由經路，直至不通車之處，而痛哭而返。西晉名將羊祜，亦喜山水，曾多次登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晉書·羊祜傳》。東晉時，士人放情於山水之風尤盛。謝安寓居會稽時，出則遊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朝廷多次征召，皆辭疾不出。王羲之辭官後，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遊遍東中諸郡所有名山，又泛舟於滄海，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陶潛則更是自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在自然山水中尋找精神寄托，以求得真實的自我。
此外，服散和酗酒之風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士中盛行，本書另有專款敘述，此不贅語。
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武士來說，所崇尚的則是豪俠之風。愛行俠義最典型的兩晉之際的祖逖。《晉書·祖逖傳》載曰：“逖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賓客、義徒，皆暴傑勇士，逖遇之如子弟。”如遇賓客、義徒因故被官吏逮捕，祖逖就想方設法去解救他們。在戰亂不斷，社會動蕩的年代裏，慷慨輕財、周濟貧困、遇下人如子弟、見危難相救等俠義行為是頗能籠絡人心的。祖逖原居範陽遒縣（今河北淶水北），西晉亡後率鄉黨宗族南遷，後又以其鄉黨、宗族為核心聚集的精兵，抗擊後趙，這與他平時的豪俠之風是分不開的。又如東魏時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高乾家族，父高翼“豪俠有風神，為州裏所宗敬”；弟高昂“招致劍客，家資傾近”，因而“鄉閭畏之，無敢違忤”；高乾則“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結交。”由於高乾家族以“豪俠立名”，因此周圍聚集有一大批“率性豪俠”的追隨者，後來成了北齊神武帝高歡的重要兵力。《北史·高允傳》。趙郡伯（今河北隆堯堯山鎮）人李元忠向以俠義聞於世。當他得知家族中有人在鄉裏放債求利時，就將那些債券燒掉，因此深得鄉人敬重。當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戌，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舍避。”《北史·李靈傳附元忠傳》。說明，在當時，俠義之舉頗得人望，連盜賊也敬重之，因而成為人們一時崇尚的風尚。
3.婦女風氣開放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風氣比較開放，在社會生活中，婦女地位比秦漢要高，婦女參加社會活動比較自由和活躍。三國魏時，“婦女與宴會”的事例，史籍多有記載，如《三國誌·魏誌·王粲傳》附吳質注引《質別傳》曰：魏文帝“嚐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後出見質等。”《三國誌·魏誌·劉禎傳》注引《典略》曰：曹丕為太子時，“嚐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三國誌·魏誌·衛臻傳》曰：“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按照舊禮儀，“婦人不與宴會”，衛臻“非禮之正”的指責是有根據的，但也反映出當時社會生活中，婦女參與交際，已成為一種時尚。兩晉時這種風尚依然流行，晉代名士阮藉就曾與“鄰家婦”一起飲酒，《世說新語·任誕篇》曰：“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坊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雲，伺察，終無他意。”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婦女不但參與宴會，而且廣泛參加其他社會活動，葛洪《抱樸子·疾謬》曰：“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於行。多將士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於他門，或冒夜而返，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吊，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弦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