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漢昭帝平陵東北70米處漢代遺址距地表深2米左右，發現一件玉奔馬。這件玉奔馬通高7厘米，長8.9厘米，白玉雕成。據描述，此玉馬“馬足踏於刻有雲紋的長方形托板上，昂頭張牙露口，雙耳豎立，兩眼前視。身軀肥圓，用陰線刻出飛翼，四肢粗壯有力，作奔騰前進狀。騎者戴盔，身穿短衣，兩手按著馬頸”（鹹陽市博物館：《近年來鹹陽發現的一批秦漢遺物》，《考古》1973年3期。）。玉馬刻出飛翼，顯然不同於一般，而其上的乘騎者從文中發表的照片來看，應當是漢代流行的仙人或稱“羽人”的形象，其雙肩生翼而不是“穿短衣”，頭上也不是戴盔，而是生出高出頭頂的雙耳（鹹陽市博物館：《近年來鹹陽發現的一批秦漢遺物》，《考古》1973年3期。），如《抱樸子?論仙》所載“（仙人）邛疏之雙耳，出乎頭巔”。因此，仙人所騎的帶翼之神馬，極可能便是當時對“天馬”的想象和造型。
河南洛陽出土的漢畫像磚中也刻有帶翼神馬的圖像，如一幅被定名為“駿馬圖”的畫像磚上，刻有一馬，體格粗壯，肩上生出短小而豐滿的小翼，馬體上還帶有一個旋渦狀的圖案，其用意可能表示馬飛翔時的飄逸感。類似的這種裝飾圖案在其他幾例洛陽出土的天馬畫像磚上同樣也可見到（王倩編著：《漢唐動物造型藝術》，頁168，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河南洛陽還出土過一方被名為“馬與仙鶴圖”的漢畫像磚，其圖案為一棵樹下分別立有一馬、一仙鶴，其中的立馬肩生雙翼，昂首挺立，與上例“駿馬圖”造型極為近似，也當係“天馬”的形象（王倩編著：《漢唐動物造型藝術》，頁168，左上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另一例河南洛陽出土的西漢畫像磚上也有天馬的圖像，馬身碩壯，肩上生出短而豐滿的翼，昂首挺立。已有學者正確地指出其可能為“藝術化的天馬形象”（董依華等編撰：《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漢畫像磚》，頁46，台灣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2000年。）。
1992年，陝西灞橋呼陀寨漢墓中出土有一件陶質翼馬，據介紹，“翼馬作跪臥狀，昂首，雙目前視，長嘴微張，短耳後抿，短尾下垂，背生雙翼”（高曼：《西安地區出土漢代陶器選介》，《文物》2002年12期。）。除中原地區之外，四川是較多保留有漢代天馬圖案及造型藝術的地區之一，可舉出以下各例：
其中一類為雕刻在漢代石闕上的天馬圖案，多係高浮雕，造型生動，有呼之欲出之感。如四川綿陽楊氏闕右闕，左後角刻一翼馬，其前一人，衣飾飄飛，神態輕盈似仙女，是為禦者（重慶市文化局、重慶市博物館等編：《四川漢代石闕》，頁2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四川雅安高頤闕主闕，據調查簡報稱，“四隅諸獸皆生雙翼”，其主闕樓部右側麵有人物和翼馬（重慶市文化局、重慶市博物館等編：《四川漢代石闕》，頁3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細審考古調查報告，駱駝身有雙峰，肩上生有短翼，身後緊隨一胡人，頭戴尖頂，似為牽駱駝人。翼馬四蹄奔騰，生有短翼，一人緊隨其後，頭為雙髻。這種翼馬的性質當為“天馬”，隻是從造型上看，與河南洛陽畫像磚上的翼馬圖案相比較，其雙翼更為突出明顯，已飄出身外，具有更強烈的“天馬行空”的動感表現。能夠幫助我們最終確認西南地區漢闕上這類帶翼神馬為天馬的直接證據，可舉出重慶忠縣鄧家沱石闕上雕刻帶有“天馬”銘文的帶翼馬圖像。這幅圖像位於該闕左闕鬥石的右側麵，整幅圖案為一馬昂首而立，馬身飾卷雲紋，生出有翼，馬背上部正中浮雕長方形榜題，榜文為漢隸“天馬”兩字，與此闕左側麵的“天祿”圖像相對應（李鋒：《重慶忠縣鄧家沱石闕的初步認識》，《文物》2007年1期。）。這是迄今為止唯一發現的有“天馬”題銘的圖像史料，不僅能夠進一步支持本文對天馬圖像所作的考訂，其史料價值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