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地區，古稱梁州，見於《尚書?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漢應劭《地理風俗傳》解釋道：“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名梁州。”晉常璩《華陽國誌》之華陽，即本《禹貢》，因西南位於華山之南，大體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重慶市、甘南、陝南以至湖北部分地區（劉琳：《華陽國誌校注》，頁16，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
在曆史上，人們對這一地區有一種習慣性的印象，即為蠻夷之地，交通閉塞，文化落後。唐宋時期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描寫“蜀道難”的詩作（參見馬強《唐宋詩所反映的蜀道曆史地理》，《文博》1994年2期。），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李白《蜀道難》：“噫籲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然而這樣的印象是否符合曆史的真實？中國西南地區的古代文化真是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生存、發展嗎？古代的文明記憶許多已消逝於曆史的長河，文獻無征，我們可以憑借的手段非常有限，隻有通過考古學的物證，去拚湊曆史的碎片，去逐漸揭開塵封已久的曆史麵紗。所幸的是，20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田野實踐，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材料，使我們今天有可能對傳統的認識提出挑戰。
根據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並結合文獻資料的相關記載，我們試將古代中國西南的曆史置於一個更大的空間範圍來加以考察，從而從歐亞文明的整體視野去勾勒西南地區與周邊地區交通、交流的發展軌跡，初步分析這種交流的曆史背景，提出一些新的認識。
一西南地區對外交流的階段性特征
從中國地理學的角度考察，中國西南地區是一個獨特的單元。具體來講，其西部為橫斷山脈地區，即沿青藏高原東南緣的西藏東部和四川、雲南西部一帶，山脈、河流均呈南北走向，形成聞名於世的高山峽穀地帶；北部以東西向的、被稱為“中國南北分水嶺”的秦嶺為界，與八百裏秦川互為南北；東北部的大巴山係將西南與中原阻隔，東麵的巫山、沅水、烏江等重重障礙，削弱了其與東鄰江漢平原等的聯係；南麵與中南半島接壤。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地跨中國地勢的一、二兩級階梯，境內河流縱橫，地形多樣，孕育出複雜多樣的民族及文化。
戰國秦漢時期，西南地區屬於“南夷”和“西夷”的範疇（有關南夷和西夷的劃分，可參見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頁86-10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統稱為“西南夷”。這一塊區域的民族成分十分複雜，由《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可見一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巂、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太史公的描述，給了我們今天認識古代西南民族一個基本的體係。童恩正先生即根據這段描述，將巴蜀之外的西南夷劃分為滇、夜郎、邛都、昆明、徙、笮都、冉駹七大係統（童恩正：《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4期。）。公元前四世紀末，秦滅巴蜀，巴蜀地區率先開始了與中原文化融合的過程，至遲在西漢中期以前，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過程已經基本完成，在中原人士的心目中，已不把巴蜀地區視為徼外蠻夷，但在此之前，巴蜀仍應屬西南夷的範疇（直至秦滅巴蜀之際，時人仍視巴蜀為“異類”，如《戰國策?秦策》稱蜀國為“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華陽國誌》“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等，類似的例子尚有不少，茲不一一列舉。）。除巴蜀之外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的活動年代，關於其下限略有爭議，如有人認為應為西漢成帝河平年間，以金城司馬陳立任牂牁太守、斬夜郎王興及其妻父翁指與兒子邪務為標誌（王海平：《關於夜郎考古的幾個問題》，《貴州文史叢刊》1987年3期。），亦有人認為應為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以唐蒙入夜郎、漢置犍為郡為標誌（席克定：《從考古材料探尋夜郎》，《貴州文史叢刊》1993年3期。）。從考古學的角度考察，大體在西漢中期以後，夜郎已經融入漢文化，應是沒有問題的。滇的情況亦大體相近，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漢兵擊滅滇國東北之勞浸、靡莫部落，“以兵臨滇”，滇降漢為臣，漢置益州郡，但仍賜滇王王印，允其“複長其民”，到西漢後期，隨著漢人移民的大量進入，郡縣製不斷鞏固，滇國也就離銷聲匿跡不遠了。至少到西漢晚期，盡管在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區仍有土著勢力存在，但隨著境內主要民族漢化過程的基本完成，西南地區已大體納入到中央統一政權的勢力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