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湯用彤指出，“漢魏之際，中國學術起甚大變化”（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中國的傳統文學在漢魏之際起甚大變化乃是其中最顯著的內容之一（同上。）。正是從漢末魏晉開始，現代意義上所謂的“文學”纔開始有了長足的發展，傳統文學纔真正開始走上了追求自身特徵、按照自身規律進行發展的道路，麵貌為之一變。漢末魏晉文學在傳統文學的發展歷史當中，實在具有轉關的作用和意義，揭示這一時期文學變遷的歷史麵貌既有助於認識漢末魏晉文學變遷對先秦兩漢文學的承傳和轉變，又能夠較好地把握漢末魏晉文學變遷對後世文學走向產生的某些內在影響。在漢末魏晉這個文學轉關階段，有一個命題是最具有核心和前提意義的，那就是“文學自覺”，這是研究漢末魏晉文學變遷的關鍵所在（袁行霈、羅宗強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緒論》一節說：“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了一係列其他的變化和發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可參看。）。正是在這一前提之下，漢末魏晉時期的文學現象纔統一成一個整體，共同反映著漢末魏晉文學變遷在傳統文學史發展過程中的變革性質。不過，對於這個具有核心和前提性質的基礎命題，歷來卻爭議頗大，不能說言人人殊，但歧見紛出確是事實。這一方麵反映了命題本身價值的豐富，另一方麵也說明，漢末魏晉文學變遷的一些實質性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基於這樣的想法，本書打算以探究漢末魏晉文學變遷的歷史狀況為依據，在對文學變遷之軌跡展開梳理的過程中，具體分析“文學自覺”發生及成立的事實。在展開正文之前，有必要對“文學自覺”的研究狀況作一番梳理。
第一節二十世紀上葉“文學自覺”說述論
我國的“文學自覺”說首見於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說：“他（曹丕）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的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而已集》，《魯迅全集》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頁）），該文是魯迅1927年在廣州一次演講的講稿，後以同題發表。
關於這一說法是否由魯迅最早提出，有人提出異議，依據是早在1920年，日本人鈴木虎雄就在日本的《藝文》雜誌上發表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明確提出了“魏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期”。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書房出版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前文又作為第二篇第一章錄入，說法略同：“我認為，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 ［日］鈴木虎雄著，許總譯，《中國詩論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37頁。）
兩人的說法是否存在藉鑒關係，已無可考。但魯迅的認識有一個直接的近源卻是可得而詳知的，那就是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的思路基本上就是劉師培提法的展開（魯迅說：“輯錄關於這（漢末魏初）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前揭《魯迅全集》第三冊，第502頁））。現將劉師培相關論斷摘引如下：
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侻，侻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詞，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
東漢之文，均尚和緩；其奮筆直書，以氣運詞，實自（禰）衡始。……是以漢魏文士，多尚騁辭，或慷慨高厲，或溢氣坌湧，此皆（禰）衡文開之先也。
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書檄之文，騁詞以張勢，一也；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質直而屏華，三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輩出。其文約分為兩派：一為王弼、何晏之文……一為嵇康、阮籍之文……
中國文學，至兩漢、魏、晉而大盛，然斯時文學，未嘗別為一科，故儒生學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學特立一科者，自劉宋始（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第五課《宋、齊、梁、陳文學概略》，見《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21、30、30、66頁。）。
劉師培已經指出了中國文學“至兩漢、魏、晉而大盛”的事實，不過，其雖指出各時期文學之“別”，而實著眼於其“通”，其意在論述中古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承傳發展，“遷蛻”之說很能透露個中消息。魯迅藉鑒劉師培的相關說法，而著意指出了“兩漢、魏、晉而大盛”所蘊含的“變”之事實，乃至此“變”對傳統文學質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