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我最早知道束星北是十幾年前。我喜歡看《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記得上麵曾發表過一篇介紹束星北的文章。當時的感覺是，中國還有如此聰明的物理學家。最近看到作家出版社出的劉海軍的《束星北檔案》，這個曆史人物的命運重新展現在讀者麵前。想到前幾年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如果這兩個傳主好有一比的話，可以說束星北就是科學界的“陳寅恪”。
丁：很多年前，我也聽王一方說過束星北，當時他在青島出版社，我幫他組織過一套叢書。從他那裏，知道束星北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但是看了劉海軍的書，還是感到極大的震撼。以前還沒有人把束星北和陳寅恪相比過，因為兩人的專業不同，個人命運也不相同。但有一點不約而同：陳寅恪表示如果讓他出任中古曆史研究所所長，請允許不宗奉馬列主義的時候，束星北也向當時的山東大學校長華崗提出：自然科學第一，馬列主義哲學第二。他們在當時都是有獨立信念的人。麵對強大的意識形態，他們都力圖堅守專業的底線。如果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這兩個人有相當的代表性。一文一理，可以說是獨立知識分子的縮影。
謝：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華崗，命運比束星北更慘。他在束星北打成右派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獄，以帶罪之身，鬱鬱而終。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子。
丁：縱觀束星北的命運，不能不思考一個事實，同行、同事和同學，在1949年的去留問題上，當時看不出什麼差異，但幾十年後一比，人們多有歎息。
謝：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關係解凍後不久，在美國的哲學家王浩回中國來，當時穆旦去看他，兩人感慨萬千。他們同是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但幾十年後王浩是世界知名的哲學家，而1950年從美國回來的穆旦，卻當了多年的反革命，直到臨終前，才重現於文壇。
丁：陳寅恪當年也有大體類似的情況。據說那時傅斯年開過一個名教授的名單，但許多人沒有聽傅斯年的勸告，其中多數人的命運不好。像陳寅恪和束星北，是中國難得的奇才，可惜最後都是“千古文章末盡才”。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學生，他走了，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吳健雄是束星北的學生，她在美國也取得輝煌的成就。
謝：如果一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連束星北這樣純粹的科學家，都要視為罪人，那真是民族的悲哀。
丁：在時代和個人之間，雖然我們不能說個人完全沒有責任，但個人的命運最後是由時代決定的。個人是無力和國家對抗的。
謝：束星北是在外省遭遇了不幸。如果在中心是不是會好一點？
丁：從個案觀察，可能會有一些這樣的因素，但還是時代的問題。中心裏也有許多悲劇。你可能注意到了束星北和王淦昌的關係。他們是同一量級的物理學家，又是好朋友，但王的命運卻順利得多。當然與他後來從事與國防方麵的研究相關，加上他的個性平和，所以命運不同。
謝：我不了解王淦昌。但他能在許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農村以後，長期每月資助他35元生活費，說明他的性格也不完全是平和二字。可能和束星北相比，他不那麼鋒芒畢露。像束星北那樣，在王竹溪被山東大學請來做學術報告時，跳上講台，當麵弄得他下不來台，個性也太強了。中國是一個講麵子的國家，束星北這種個性，是比較罕見的。
丁：天才人物都是富有個性的，難免被看成怪人。我們常常感慨中國的科學和學術一代不如一代，其實不是我們沒有人才，而是有人才不知道愛護。50年代，山東大學要送青年物理教師到蘇聯留學，其實束星北的學術造詣在蘇聯物理學界之上。李政道在“文革”中期回大陸，當時領導人說中國出現了人才斷層。李政道說，他的老師束星北就在大陸。
謝：中國文化中本來有敬重讀書人的習慣。但經過思想改造和反右運動，知識分子的尊嚴已經蕩然無存。
丁：有才能的人為什麼不能與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保持平衡？而最後受傷害的又總是這些天才？
謝：不光是怎樣對待天才的問題。那個時代，正直、坦蕩的人格都沒有存活的餘地，天才更是在劫難逃了。特例什麼時候都有，但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普遍命運不好確實是一個基本事實。
丁：這本書的寫法也很有意思。全書有三個聲部：一個聲部是原始檔案，一個聲部是作者對知情人的口述采訪，一個聲部是作者的分析和敘述，三個聲部互相穿插，構成一部深沉的曆史的交響樂。
謝：在今年的出版物中，此書無疑是少有的力作。作者為寫這本書。用了十五年的時間。不是十年磨一劍，而是十五年磨一劍。作者對傳主活動的曆史背景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在這樣浮躁的年代，這都很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