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指出：“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曆史”；“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是社會曆史實踐活動的主體，曆史是由人實踐創造的。
然而，人有個體、群體、整體之分。全部曆史本來是由個人活動構成的，但是並不是所有個人活動簡單的相加，每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是不同的。隻有那些通過自己有目的的富有創造性的實踐活動，加入到與自己相聯係的群體或整體的客觀曆史實踐活動中去的曆史人物，才能在創造曆史的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動曆史進程，對曆史發展起較大影響和作用。所以，我們不僅要看到曆史活動是人民群眾的事業，而且還要承認曆史人物在曆史發展中的特殊作用。
“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同樣，在曆史發展的每一個具體社會時代，在每一個學科和領域中都會湧現自己的大師級人物。他們或延續學術傳統，承上啟下；或創新理論範式，別開生麵；或拓展學科天地，縱橫捭闔；或鑿通交流管道，美美與共。大師的生成，不僅取決於他們個人的卓異天賦和非凡能力，而且也取決於學科曆史發展的內在要求，正所謂“時勢造英雄”也。因此，了解“大師”，對於我們更深入了解學科現狀，摸清學科史發展脈絡，以及展望學科未來發展趨勢均大有裨益。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別人看得更高更遠。
《人類學的中國大師》是一部人的傳記，但不同於一般的曆史人物傳記。它不是全麵、係統地論述傳主一生的事跡，而是挑選傳主一生中對中國人類學有重要影響的學術專著和學術思想進行介紹和評述，寓論於文。文章做在“影響中國人類學史”這一點上，從傳記創作來說，倒也別開生麵。清人鄭板橋曾經寫過一副楹聯，其曰：“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以這副楹聯移送《人類學的中國大師》的諸傳記，我們想是恰當的。
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自己的西方學科，自20世紀初傳入中國以來，曾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得到過長足的發展，並出現了一大批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聲譽的人類學大師。限於篇幅，《人類學的中國大師》一書選擇收錄了其中的16位，他們分別是李濟、吳澤霖、潘光旦、林惠祥、楊成誌、吳文藻、淩純聲、林耀華、費孝通、岑家梧、梁釗韜、李亦園、喬健，以及美藉華人許烺光、張光直和俄國人史祿國。
人類學靠田野調查起家並以此為看家本領，在這一點上，東西方概莫能外。中國的人類學大師們從立足本國的田野調查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來的精辟理論及經典著作，開創了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輝煌時代，甚至達到了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水平，為後人留下了一大筆豐富的學術遺產。如：
——李濟（1896～1979），作為中國第一位留洋歸來的人類學博士，自1923年美國學成回國，先後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單位任職。1949年去台灣後，曆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係主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等職。先生朝氣蓬勃，敢想敢做，從一開始便突破校園的圍牆，把教研課堂搬到了田野之間。從1926年起，先後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安陽殷墟、濟南龍山鎮等多次重要考古發掘，取得大量考古成果，特別是在他主持下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被譽為“第一次由國人主持的現代考古發掘”。他所重視的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的方法在日後中國考古學中廣泛應用，從而使中國考古逐漸走上了科學軌道。與此同時，他在古器物的分類與定名、田野考古層位學等方麵有獨到研究，而且還為招攬和培養考古骨幹人才做了大量工作，是我國現代考古學和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