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寧波幫的研究中，發現寧波幫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幾乎所有取得成功的寧波幫都做過買辦。正是通過做買辦這個途徑，寧波幫完成了一個接軌、兩個積累：一個接軌：與世界接軌。兩個積累：原始資本的積累，現代商業經驗的積累。
買辦這個名字曾經很臭、很反動，正所謂有“洋奴買辦”。但對買辦要具體分析，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很多是從買辦轉化過來的，寧波幫就是這樣。
買辦這個角色，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代理人，就是高級白領。但是我們說到寧波幫買辦的時候，又存在一個很大的疑問：現在一個大學生、一個研究生都不一定能當上外國大公司的白領，一個文盲、半文盲怎麼能當上買辦？首先是語言問題，一個從浙東鄉下出去的寧波打工仔，他怎麼和洋人溝通？創辦了泰昌祥報關行和泰昌祥輪船公司的顧宗瑞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特意給後人留下了一盤很珍貴的磁帶。他在錄音中這樣說自己：中國書讀得很少，外國書一句都沒讀過，就學了一點洋涇浜……
在這裏顧宗瑞先生透露了一個秘密：寧波幫憑什麼和外國洋行、洋人打交道？怎樣做外貿生意？靠的就是洋涇浜，也就是洋涇浜英語。
什麼是“洋涇浜”？洋涇浜是一條河，一條消失了90年的小河，現在黃浦江隧道的走向便是舊洋涇浜的河道。它在1916年填沒後成了一條路，愛多亞路，就是現在的延安東路。
其次，洋涇浜又是一條界河，是從前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河，也是東方和西方的界河。河的這邊是“華界”，河的那邊是“夷場”，洋涇浜也就有了“租界”、“洋場”的意思，甚至當時上海道與租界簽訂的法律協定也多以“洋涇浜”命名，稱之為《洋涇浜××章程》——就這樣，洋涇浜從一條河、一個地理名詞走入了曆史，走入了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史，走入了中西交往史。
最後，洋涇浜的河道沒有了，租界也沒有了，有一種東西卻留下來了：那就是“洋涇浜英語”。所以我們說，洋涇浜從最初的一條真正的河演變成一條東西方的界河，最後成為了語言之河。我們今天講的洋涇浜是一種語言，就是洋涇浜英語，在日常話語中，就簡稱“洋涇浜”。
我們知道，中國在明清以後實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海禁，既禁止外國人來，也禁止中國人下海和外國人交往。但是，這種人為的禁止最終是要被衝破的。西方進入了資本主義以後，早就看中了中國的市場，而外國的先進技術和新穎的商品，也必定要吸引中國人。比如，洋布比土布精致而且便宜，洋油燈比菜油燈明亮而且方便，你朝廷和政府不允許通商，民間就偷偷地做。比如寧波和舟山交界的雙嶼港，就曾經是一個非常熱鬧的走私基地。
語言是人際交往最基本的工具。我們來設想一下：西方的商船和商人突然闖進了中國，他們根本不懂中國話；同樣，中國的商人既聽不懂、也不會說咿哩哇啦的外國話，那麼他們怎麼辦、怎麼溝通？
於是一種特別的語言就應時而生了。我們說，“兩點之間直線最短”，其實兩個人之間的交流也是這樣。當講不同語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為了要交流，最便捷的辦法就是彼此借用對方的一些單詞，使用對方能理解的語法，來實現最起碼的也是很有限的交談。在這樣的交談中，就產生了一種“混合語”。據學者的研究，這種“混合語”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和西方商人之間，而是兩種或多種語言接觸中必定要產生的普遍現象，譬如俄國與挪威之間就因貿易關係而出現過，日本和西方之間也曾借用了這種“混合語”。
西方人為這種“混合語”起了個名字：Pidgin English，或 Chinese Pigeon English。
中國人則按照字音譯為“皮欽”，或“別琴”。這就是所謂“皮欽語”，或“別琴英語”的來由。晚清常州人楊勳在他的《別琴竹枝詞並序》中說：“‘別琴’二字肇於華人，用以作貿易、事端二義。英人取之，以為杜撰英語之別名，蓋極言其鄙俚也。”
又因為pidgin與pigeon（鴿子）的發音相同，於是又有人把它稱為“鴿子英語”。
根據中國與西方對外貿易交往的曆史進程，中國最早出現的 Pidgin 語應該是“澳門葡語”——澳門商人用當地方言改造的葡萄牙語。
順著 Pidgin 語的發生發展的源流，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和中外貿易史相對應的關係：葡萄牙是西方各國中最早與中國發生貿易關係的國家，特別在1557年據有澳門這一立足點後，葡萄牙更是擁有了比西方其他國家遠為優越的地位並且一直維持到18世紀以後，於是“澳門葡語”便應時而生了。隨著1637年6月英國海軍上校約翰·威德爾率領四艘武裝商船第一次闖入中國海麵，並悍然駛入珠江口，英國人逐漸取代了葡萄牙在中國的貿易地位。清朝政府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令封閉其他海港，隻準在廣州一處通商，並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理外商來華貿易事宜，這就是一口通商時代。隨著一口通商時代的到來，廣州成了中國的貿易中心，於是以廣州方言改造的“廣州英語”就產生了。以後，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的開放格局，五口通商代替了一口通商，上海取代廣州迅速成為中國的貿易中心，伴隨著這一係列變化，一個現代商幫——寧波商幫正式登場了。而伴隨著它的粉墨登場，一種影響了中國近百年的新的語言出現了，它就是“洋涇浜英語”。從“澳門葡語”到“廣州英語”到“洋涇浜英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張中國人學習英語的路線圖，也間接地觸摸到了三四百年的中外貿易史，即從“澳門時期”到“一口通商時期”到“五口通商時期”。
對“洋涇浜英語”，台灣的李敖下過一個簡單的定義：Pigeon-English 也叫Pidgin-English，就是洋涇浜英文，洋涇浜是上海附近的一個地方，最早跟英國人做生意的中國人，說英文說不好，自己用中文的意思造出不通的英文，就叫洋涇浜英文。
但李敖這個定義是不夠準確、不夠完整的。他沒有注意到“洋涇浜英語”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洋涇浜英語”是以寧波方言為基礎的，因此它和寧波人就產生了極大的關係。
那麼，“洋涇浜英語”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Pidgin語呢？
清末文人姚公鶴先生在《上海閑話》一書中說：“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徐珂在《清稗類鈔》中也說：“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我國文法出之也……洋涇浜話為不中不西之特別話。”
特別在哪裏？說簡單些，就是英語單詞加漢語語法拚湊而成，比方說，一個中國商人與一個外國商人相遇了，不免要寒暄幾句，說“長時間沒見你了”，用洋涇浜英語來說，就是：
“Long time _disibledevent= 洋涇浜英語。
除此之外，洋涇浜英語還有其他什麼特點？用寧波方言注音來學記單詞、學說英語句子，這是洋涇浜英語的第二大特點。這個辦法也是普通人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其好處是易學易記，探究起來倒是蠻符合“形象記憶法”和“快樂教育法”的。比如，一首很經典的洋涇浜歌謠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