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下旬，紅四方麵軍繼續北進。10月9日，紅四方麵軍指揮部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麵軍會合。紅二方麵軍於9月中旬連克甘肅省東南部的成縣、康縣、徽縣、兩當，10月迅速向北轉移。10月21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在平鋒鎮與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政治委員聶榮臻會麵。10月22日和23日，紅二、紅六軍團分別在將台堡、興隆鎮同紅一方麵軍會師。至此，紅二、紅四方麵軍完成了長征。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麵軍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先後進行了戰略大轉移。紅軍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險阻，經受饑寒傷病的折磨，戰勝黨內分裂的危機，終於勝利完成跨越十幾個省、總行程達數萬裏的長征。長征的勝利，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幹，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燃燒起來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為擔負中國革命的新任務而在西北會師，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事件。
長征實現紅軍的戰略大轉移，是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它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的勝利，是一曲響徹雲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凱歌。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時候，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麵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1936年10月11日發布的《十月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用一個月的時間進行休整，並做好渡過黃河等各種準備，然後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麵軍第三十軍於10月25日渡過黃河；隨後，紅四方麵軍第九軍和方麵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從10月20日開始，蔣介石調集十幾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企圖消滅紅軍於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針對這種情況，10月25日，中革軍委提出“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在具體部署中，規定紅四方麵軍的兩個軍先行渡河，其餘的集中阻止南線來犯的敵軍。這時，張國燾仍對重點擊破南線之敵缺乏信心，雖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斷提出異議。
為了加強對各部紅軍的統一指揮，中革軍委於10月28日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劉伯承為參謀長，準備組織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胡宗南部。而張國燾卻命令紅四方麵軍在黃河以東的第四、第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致使戰役計劃未能落實。胡宗南部於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寧夏的道路，隔斷了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係。這樣，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被迫中止執行。
西渡黃河的紅軍2.18萬人迅速擊破敵人阻擊，占領一條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線。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電示紅軍總部及紅一、紅二、紅四方麵軍，強調“目前我們已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麵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切斷並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高（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10月30日，中革軍委指示河西部隊暫時控製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線敵人後繼續北取寧夏。11月初，紅四方麵軍指揮部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鹹，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便久停，數電紅軍總部及中革軍委請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並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電令紅四方麵軍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河西部隊，指令其以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麵”，“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河西部隊於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7日又向中革軍委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和軍委西北分會。11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陳昌浩率河西部隊開始西進。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紅四方麵軍領導人，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