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總參謀部將部隊的行軍隊形改變成很多戰鬥隊形，這種做法是可取的，有一部分屬於戰爭勤務性質，另一部分屬於戰術性質的各種措施，是非常有研究價值的。我們在提到的三部著作中，對這一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那我就沒有必要再繼續步它們的後塵了。不過我們隻能夠在涉及構成這些著作優點的細節中才能夠探討這些問題。不過這已經不在本書的範圍之中。並且在泰爾涅侯爵和他的評論員科赫上校的兩卷本著作中已經列舉了軍隊運動或不同編隊方法的各種勤務規定，別人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但是就算是這些辦法不能夠很好地在敵人麵前實施的話，我們也應該承認，這些規定對於那些超出自己能力範圍之外的準備性運動還是非常有用的。通過泰爾涅的那本好教材、吉貝爾的文章，還有卡爾大公的第一部著作（《高級戰爭藝術原理》），我們要學會戰爭勤務學的全部內容就變得非常容易了。對這個內容並不需要詳細論述，隻需要根據計劃稍加援引就足夠了。
在這一有趣的課題結束之前，我需要先舉出幾個好的例子，目的是闡述戰爭勤務學的重要性。第一個例子就是1806年法軍在格拉平原的奇妙的
集結，第二個例子就是在1815年的戰局的初期。
這兩個例子很好地說明了拿破侖非常善於將原本分散的縱隊在最短的時間內集中到作戰地的決定點，並且他的精確程度非常讓人驚訝。拿破侖正是靠著這種精確的指揮保證了戰爭的勝利。對決定點的選擇是非常巧妙的計謀，拿破侖辦公室正是進行了詳細的勤務工作，才得到了這樣的結果。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知道這些如此精確、如此明白的指令基本上全部是精明強幹的戰爭勤務學家貝蒂埃的傑作。不過我卻認為，就算是有多種理由，其實這種推斷也是錯誤的。他們真正的參謀長是皇帝本人。他常常手拿著一隻沿直線放大一比七至八古法裏（28～32千米）比例的圓規（因
為道路彎曲的原因，這個比例實際上至少是一比九至十古法裏），要麼依附在地圖上，要麼是趴在地圖上，然後在地圖上標注出自己各軍的陣地和敵人的假想陣地。很多人常常對此表示疑惑不解。他會用圓規在地圖上計量距離，並且隻需要看一眼就能夠計算出每個軍必須行軍的天數，為的是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抵達他想要到達的地點，他一邊移動那些圖釘至新的地方，還一邊計算著自己縱隊的行軍速度，以便明確在什麼地方安排他們出發，然後發出命令。僅僅憑借這一點，就足夠讓他名揚四海了。
這樣一來，拉納從上施瓦本出發，皇帝禁衛軍從巴黎出發，蘇爾特和達武從巴伐利亞和帕拉蒂納特出發，內伊從康斯坦茨湖邊出發，貝爾納多特和奧熱羅從弗蘭肯出發，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從紮耳費爾德、格拉和普勞恩之間的三條平行道路到達了戰線，不過在當時，不管是在德國還是在拿破侖軍隊內部，都沒有人能夠從這些表麵複雜的軍隊調動中看出什麼名堂來。
又比如，1815年，布呂歇爾還非常悠閑地在桑布爾河和萊茵河之間野營，威靈頓勳爵還在布魯塞爾舉辦或參加節日舞會，他們兩個人都在等待，等待著進攻法國的信號。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拿破侖尚在巴黎忙於應付政治上的盛大禮儀，其實他已經率領自己剛在首都重建起來的禁衛軍，以最快的速度直接撲向沙勒羅瓦和布呂歇爾的營地，並且他的其他各路縱隊，都以非常罕見的速度和準確度從四周彙集到了波蒙平原，並且在6月
14日這一天全部抵達了達桑布爾河岸（拿破侖自己是在6月12日離開巴黎的）。
在這兩次戰役中，是以巧妙的戰略計算為計謀基礎的。不過這兩次戰役的實施也是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我會再次列舉兩個相反的例子，來正確評價這類措施的優越之處，說明由於戰爭勤務工作的失誤，將會造成幾乎是災難性的失敗的道理。1809年，拿破侖因為奧國精良的裝備隻得從西班牙著急回國，他相信將會跟這個強國開戰。於是他下了一道非常棘手的命令，而接受命令的人則是在巴伐利亞的貝蒂埃，這個命令就是要將分散在布勞瑙到斯特拉斯堡和埃爾富特各地的軍隊集結起來。於是，烏迪諾從法蘭克福，達武從埃爾富特回來了；馬塞納正在去西班牙途中，也經斯特拉斯堡返回烏爾姆。薩克森人、巴伐利亞人和符騰堡人都離開了自己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