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四川廣安人杜重石，上海新華藝術大學畢業後，憑他父親與楊森的深厚世誼，楊森任命他為二十軍軍部秘書。從此，這個本來學藝術的學生，進入了軍政圈子，在坎坷的道路上艱難地顛簸了一生。本章敘述他是怎麼進的二十軍，二十軍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其軍長楊森是怎樣的一個人。同時也介紹了楊森這個妻妾眾多的軍閥如何生活。
一、講閑話引出話頭
四川古為巴蜀之地，川東為巴國，川西為蜀國。據《人民日報》1988年11月19日的考古發掘報道，早在兩百多萬年前，就有人類的祖先在這裏繁衍生息，所以這裏也是華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四川省原是我國各行省中麵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個行省，有人口一億一千多萬，將近我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解放前，四川省分為四川和西康兩個省。整個西南地區共分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四個省。當時西南地區川、康、雲、貴四省一共七千萬人口，四川就占了五千萬。半個世紀來，我國總人口翻了一番，四川省的人口相應地也翻了一番。
1997年3月14日，經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批準，重慶正式成為中國第四個、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這個直轄市可不比一般，下轄19個區，17個縣，4個自治縣；全市麵積為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總麵積的2.39倍，是我國麵積最大的直轄市；人口3,144萬人。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幾乎把原來的半個四川省、至少是整個川東劃出去了。
四川不但在西南四省中人口最多，物產也最豐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美稱。
但是這個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其實隻富了一個“川西壩子”，而川東和川北的山區，則十分貧窮。早先，老百姓連穿衣、吃飯都有困難。
1949年11月,筆者是二野三兵團進軍大西南接管部隊的成員。我們行軍路經川東酉陽、黔江二縣的交界處，當時天降大雪，無法繼續前進，得到命令：就地宿營。我們一個班，在公路邊不遠的半山坡上找到一家老鄉，就在那裏住下。進門不久，就發現這家人家夫妻兩口子隻有一條能遮羞的褲子，需要見人或外出的時候，兩口子倒換著穿；一個五六歲的小兒子赤條條一絲不掛地站在大門口看雪；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因為既沒有衣裳也沒有褲子，隻好躲在床上不露麵，後來見她像貓似的溜下床來上廁所，才發現她身上也是赤條條地一絲不掛。再看看他們的床上，除了茅草之外根本無所謂被褥。問問孩子，隻知道吃苞穀，根本不知道大米飯是什麼東西。於是全班同誌紛紛解開背包，拿出不多的替換衣裳來“武裝”了這一家四口。“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之餘，得知這家人家已經四個多月沒嚐到鹽味兒了，又把隨身帶的食鹽給了他們小半碗。全家人感激涕零，幾乎給我們下跪。
第二天出發，一路上經村過莊，所見到的大人孩子包括姑娘、媳婦兒在內，身上掛的全是“爛巾巾”，也就是無法再補的破布片。於是大家再次解開背包，以至許多人自己也“窮”得隻剩下身上的一套軍裝了。
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貧窮的百姓，而且是在號稱“天府之國”的公路邊兒不遠處。同是一個四川，貧富懸殊竟有如此之大！後來我把自己的親眼所見講給許多人聽，居然還有人不相信這是真的！
廣安縣，在四川省東部，距離成都約二百公裏。這裏是鄧小平的故鄉，也是楊森的故鄉。清代以前屬順慶府管轄。辛亥革命後廢順慶府，改名南充，所以解放後屬南充地區管轄。1993年7月設立地區，1998年7月撤地設市，下轄廣安區、嶽池縣、武勝縣、鄰水縣，代管華鎣市。麵積6344平方公裏，總人口450萬。是四川省毗鄰重慶市最近的一個地級市。這裏地處山區與盤地的緩衝地帶，沒有太高的山，但也沒有廣闊的平原，縣境內以丘陵為主，曆代以來，縣城都建在半山坡上。有一條渠江，從東北往西南流經全境，到合江與嘉陵江彙合後注入長江入海。物產和生活盡管比不上川西，但比山區還是富庶一些。
據清代《廣安縣誌》記載：“廣安厥土饒沃，無曠土，無閑田，無沃瘠之別，無水旱之憂。樹以桑麻榆棗，畜以牛馬雞豚，植以蔥韭蔬果，延以瓜瓠(hù戶)薯葛。廣安物產富饒，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鰱介之蟲，水陸草木之實，岩洞藥石之寶，畜產皮角之富，兼而有之。茲地所產之稻米‘苞穀香’尤滋潤，號稱金羹玉版；所出之蠶絲品質特優，黃白瑩然；所織之賨(cónɡ從)布，漢賦有載，謂為筒中黃潤，一端數金。”
賨布，指賨城所織的布。川東古為“巴國”，有賨族人在今天的廣安地區建賨城。公元前316年，巴國被秦所滅，改賨城為宕渠縣，屬巴郡。五代改名始安；隋代恢複賨城舊名；唐代改名渠江；宋代改名廣安，沿用至今。
本地人為本縣修縣誌，不免要自誇幾句，實際上廣安的天時地利，都不如縣誌上寫的這樣好。
處於丘陵地帶的廣安縣，山坡一般都比較平緩。即便是石山，也很少有突兀而起的崇山峻嶺。山雖然大都是土山，可惜土質較薄，不利於草木莊稼生長。但是每個山頂，幾乎都有一棵黃桷樹孑然獨立，樹幹挺拔，枝葉茂盛，樹冠伸張，遠看幢幢如華蓋。
黃桷樹又名黃葛樹、大葉榕、黃桷榕，為桑科黃桷樹屬高大落葉喬木。其莖幹粗壯，樹形奇特，懸根露爪，蜿蜒交錯，古態盎然。枝杈密集，大枝橫伸，小枝斜出虯曲。樹葉茂密，葉片油綠光亮，壽命很長，百年以上大樹比比皆是。它喜光，耐旱，耐瘠薄，有氣生根，適應能力特別強。在四川，幾乎到處都有黃桷樹生長。奇怪的是：廣安縣的每個山頂，總是隻長一棵黃桷樹，很少有兩棵並排的。因此有“識者”說：廣安縣要出幾個大人物，不過他們隻能各立山頭，獨霸一方，互不相關，互不統屬雲雲。
這話也許不錯，因為廣安縣確實是個出人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是廣安縣人；年紀稍微大點兒的，可能也知道廣安縣還出過一個楊森。他們兩個，也可以算是各立山頭，獨霸一方，互不相關，互不統屬的大人物吧。
鄧小平的生平和曆史幾乎盡人皆知，不用介紹了。至於楊森，則是個頗具傳奇色彩的地方軍閥：第一，他的小老婆之多，除了沙特阿拉伯國王，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至少在國民黨的軍政要人中，恐怕是數一數二的了；他幾乎到處都有公館，每個公館裏都有個小老婆。老婆多，自然子女也多。子女吃飯前，要做禱告。但不是向上帝禱告，而是同聲念出：“爸爸給我衣穿，給我飯吃······”第二，他和共產黨的關係，說不清也道不明：1920年，惲代英和蕭楚女在瀘州創辦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他不但支持，而且還常常參加活動，似乎頗有進步傾向；北伐期間，他當二十軍軍長，共產黨員朱德，竟是他的黨代表(注意：那時候的“黨代表”，可不是代表共產黨，而是代表國民黨的)；他兒子楊漢忻、侄女兒楊漢秀，又都是正牌兒的共產黨員：特別是楊漢秀，還是延安派到重慶去做策反工作的，四川解放前夕，被軍統局特務殺害了。他自己本人，在四川當軍閥，曾經和各川軍軍閥爭地盤，“八·一三”到上海抗戰，幾乎全軍覆沒。後來，當過貴州省省主席、也當過重慶市市長，最後到了台灣，活到96歲，不但在90歲高齡還娶了個17歲的小姑娘做第十三房姨太太，居然還給他生了第四十三個孩子，開創了夫妻年齡懸殊、老年得子兩項迪斯尼記錄。此人一生，可謂充滿了傳奇色彩。
在這裏，我要向大家介紹的，既不是共產黨的領導者廣安縣人鄧小平，也不是四川軍閥、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廣安縣人楊森，而是更具傳奇色彩的另一個廣安縣人杜重石：他既是共產黨，又是國民黨，而且還是個袍哥大爺，到了晚年，又成了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的一生，簡直就是一部中國的現當代史。
他──是楊森的秘書，是二十軍駐上海、成都辦事處的少將處長，是延安抗大的學生，是秘密的共產黨員，是賀龍的政治代表；
他──學的是藝術，幹的是政治，當的是袍哥大爺，做的是黨的統戰、策反工作；
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也坐過共產黨的監獄，鐵骨錚錚，雖九死而無悔，曆史最終證明他無罪；
他──本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晚年居然成了虔誠的基督教徒；目的是通過宗教來喚醒人們的良知，絕不為自己進天堂；
他──是一個特殊的少將，一個特殊的黨員，一個特殊的袍哥，一個特殊的犯人，一個特殊的教徒，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肩負著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著特殊的委屈。
人人都知道，任何戰爭，都有明暗兩個戰場，一個在地上，那裏炮火連天，硝煙遍地，軍號一響，衝鋒陷陣，與敵人展開白刃戰、肉搏戰，爭的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為每一寸土地付出血的代價，較量的是武力；一個在地下，這裏聽不見槍聲，看不見炮火，憑的是社會地位、人際關係，以語言作武器，用文字作刀槍，也許還要嘻嘻哈哈，頻頻碰杯，甚至出入歌廳舞榭，妓院娼寮，在與敵人“同流合汙”中進行隱蔽的戰爭，較量的是智力。
一個有勇有謀的鬥士，往往願意在明的戰場上拚博，爭一個誰強誰弱，鬥一個你死我活，是勝是負，心明眼亮，勝得痛快，敗得心服；而不願意在暗的戰場上用一言一語、一計一謀去磨磨蹭蹭，去勾心鬥角。其原因，就在於地下戰場的戰鬥，比地上戰場更激烈、更複雜、更難於應付。對個人來說，更充滿危險性。一旦戰爭結束，不是考量這些敵後戰線中的人功績，卻往往追究這些人的“問題”。因此當特工的，往往被人懷疑，往往沒有好下場，甚至往往不得好死。
但是，要取得戰爭的勝利，這兩個戰場，卻又是互為因果，缺一不可的。有時候，地下戰場所取得的勝利，能勝過地上戰場十萬神兵的戰果，甚至是地上戰場所不能取得、不能替代的。因此，不管地下戰場有多麼困難、多麼危險，還得有一部分戰士而且是最優秀、最忠誠的戰士舍命去做。
其實，不論地上戰場還是地下戰場，根本的目的，都是削弱敵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地下戰場，如果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兩個方麵：一個以取得敵方的情報為目的，一個以取得對方的理解為目的。第一個地下戰場的鬥士，不管他以什麼樣的身份出現，都要求具有各種各樣用於竊取情報的技巧，包括射擊、打鬥、化裝、跟蹤、攝影、遊泳、駕駛、密電、急救······等等全套技能，以便在任何困難的處境下順利取得情報，為地麵戰場服務；還需要機智勇敢，善於隨機應變，一旦暴露，要憑自己的本事“全身而退”。第二個地下戰場，是從思想、認識、利害關係等方麵爭取敵對營壘中人脫離敵方與我聯合，以分化、瓦解、削弱敵方的力量，或爭取中間力量為我方所用。
在敵占區從事“策反”和“統一戰線”的工作，屬於第二個地下戰場。
“統戰工作”，不但比地上戰場的戰鬥難打，而且比地下戰場的第一個戰場處境更困難。其困難之處，不僅僅在於要遭受到敵方的襲擊而犧牲，更有可能來自己方的誤會、中傷而慘遭磨難甚至殺害。翻開中國共產黨黨史，其中做統戰工作的人，有幾個“不犯錯誤”？有多少人因“犯錯誤”而撤職、開除、判刑甚至從肉體上加以消滅？就可以間接地說明。
在所有的電視節目中，我最愛看又最不忍看的，就是“血沃中華”。看著那許多被“自己人”所殺的烈士，心裏真不是滋味兒。難怪這檔節目後來被取消了。
1952年，我從部隊轉業，調到上海市行政幹部學校當教育幹事。校長是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所兼。因此,我對潘漢年多少有些熟識。
潘漢年（1906.2.-197.4.14.），江蘇宜興歸徑鄉人。1924年(注意：才十八歲)，主編《洪水》。1925年(十九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後曆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中共江西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等。1936年，任中共與國民黨談判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上海等地領導對敵地下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和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和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1955年4月3日，因錯誤定性為“內奸”被判刑十年。1977年含冤病逝。
這位中共高層次的地下工作者，青年時代就嶄露頭角，小小年紀，就敢於和魯迅“筆戰”，說他有幾分狂妄，有幾分不知天高地厚，大概不算冤枉他。就因為他在白區做統戰工作的時候，曾和南京汪偽政府人員有所接觸，被中央所誤解，與高崗、饒漱石同時被逮捕判刑。他從監獄裏出來，被軟禁在北京市大興縣團河農場。巧的是，1965年，我也被關押在團河農場。一天，他在湖邊垂釣，正好我推著一輛小車從那裏經過，兩人邂逅相遇。我喊了他一聲：“潘校長，您怎麼在這兒？”
他臉上毫無表情地說：“我姓胡，你認錯人了。”
我笑笑說：“1952年我在上海市行政幹部學校工作，您是我們的校長，我怎麼會認錯了人？”
他見無法否認，苦笑一聲說：“你快走吧，我的警衛員回屋拿東西，一會兒就回來。”
“您還怕您的警衛員？”
“他是專門照顧我的。”
我“噢”了一聲，心裏已經明白，但還是要問：“您的事情結束了？”
他眼睛看著遠處，淡淡地說：“十年徒刑已經結束，不過事情還沒完。看樣子是永遠也不會完的了。”
“您就住在這兒？”
他用嘴一努前麵不遠處的一座房子：“我就住在那兒。”
那是一座獨門獨院兒的小洋房，盡管沒有鐵絲網。但是四周有挺高的圍牆，鐵門緊閉，隻能看見院子裏的樹和灰色的洋瓦屋頂。
“就您一個人？”
“怎麼會是一個人呢？不是還有一個警衛員麼？哦，還有一個炊事員。”
我立刻想起了張學良關在湖南鳳凰山的時候，也有一個警衛員。不過那是個蔣介石派來的特殊警衛員，級別是少將，但必須終身陪著少帥蹲監獄。不知道潘漢年的這個警衛員，會是個什麼樣兒。正想問問，他聲色俱厲地向我下了命令：“快走，別給我惹麻煩，也別給你自己找不自在！”
我抬頭一看，從那緊閉著的小鐵門裏出來一個穿便衣的人，看年紀，也不過二三十歲。我立刻裝著若無其事地推起了小車，旋即離開。
後來，才聽說他是和他的夫人董慧女士一起軟禁在團河農場的。不過他的夫人名義上有工作：是團河農場“農業研究所”的什麼工作人員。當然，不過是掛個名而已。能夠給他一所獨門獨院兒的住宅，還把夫人調來陪他，也算是對他另眼相看了。
現在，潘漢年的冤案早已經得到平反，他的那個年代也已經過去，他住過的那座小院子，如今已經改成了招待所，1986年我到團河農場體驗生活、搜集創作素材的時候，還在那裏麵住過十幾天。以潘漢年一生事跡為素材的大型電視劇《潘漢年》，也已經在1996年國慶前播出。但是他留給我們的問題，卻值得繼續深思。
這部書中所寫的杜重石先生，就是一個共產黨派到在國統區做統戰工作而在解放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前輩。他那艱難曲折的人生道路，也像潘漢年問題一樣，給後人提供了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在本書中，說的固然主要是他一個人的曆史，但是通過他的故事，要反映的，則是近半個世紀來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
二、軍部秘書兼一中校長
廣安屬於丘陵地帶，即便是縣治所在的廣安縣城，也不是一馬平川，民居大都依山逐水而建，有高有低。
當年的廣安縣城內，有一條“正街”，又有一條“後街”。在正街與後街的交叉處，有石階拾級而上，名為“州坡”。在州坡上麵，有一所廣廈，住著杜氏家族四世同堂的老少五十餘口。
杜家堪稱當地望族。1913年9月19日(農曆八月十九),杜重石即出生於這個殷實的富戶人家，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杜重石的父親名奉聖，號述言，生於清同治丙子年(1876)，與邑人視學(相當於現在的縣教委主任)王宣奕、翰林蒲殿俊(清代解元，四川立憲派首領)同庚。三人過從甚密，互稱“庚兄弟”。述言先生世居廣安，忠厚傳家，學識淵博，思想開明，在邑人眼中，是個正直的士紳，聲望甚高。杜重石上小學的時候，鄧小平的父親鄧為民先生任廣安縣團練局局長(相當於縣民兵總隊總隊長)，曾邀請述言先生為其副職，但述言先生淡薄名利，婉言謝絕，並矢誌終生隱德不仕。
按照杜氏族譜“奉先宜全······”的輩份兒，述言先生給大兒子起名叫先覺，字斯民，給這個“老二”起的族名叫“先器”，字“重石”，後以字行。後來還有一個老三，名先穀，字文博。
當時辛亥革命剛剛成功，人們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和標榜民主共和新政的“中華民國”都抱歡迎的態度與殷切的希望，紛紛把孩子送到本地新辦的小學、中學去讀書。但是當時已經有二三十萬人口的廣安縣，卻隻有一所初級中學。讀完了初中，隻能到順慶府(今南充)去讀高中。稍有經濟實力與政治遠見的家長，幹脆把孩子送到成都、重慶甚至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的高等學府去深造，以便接受更多的新知識、新事物。
杜重石既然家道殷實，父輩又是開明士紳，也算書香門第，當然不會例外。他從小天資聰穎，十六歲中學畢業以後，就到當時最最“開化”的上海去讀書：進了上海新華藝術大學，學的是戲劇與繪畫。
1932年暑假中，剛剛步入二十歲的杜重石大學畢業，回到故鄉廣安，正好趕上八月十五“團圓節”，與家人團聚；也趕上了自己的“弱冠”大禮，向家人、親友宣布自己已經成熟，可以出仕“替天行道”了。
他少年英俊，一表非俗，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稱得上是個標準的美男子。他家學淵源之外又加西方藝術的熏陶，更顯得談吐風雅，風采照人，學貫中西，才華橫溢。一時間成為小小的廣安縣城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