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那個金色的秋天，我從杭州的一家文學雜誌社，來到太湖邊上江浙交界處的一個小鎮掛職體驗生活。
做了十八年的編輯匠，早就想脫開一段時期，到下麵去看看，寫點自己的東西。至於到哪裏去，卻很費了一番躊躇。原先組織上曾考慮讓我去浙南溫州的某個縣裏，那裏變化大，生活豐富，有色彩，自然很誘人。此外便是浙北太湖邊上的湖州南潯鎮。最後我之所以選擇後者，也許隻是一種直感，覺得我手頭的這部長篇的最終完成地應該是這樣一個江南古鎮。
我說的“最終完成”，是指這部長篇的構思早已有之，而且準備了多年。最早醞釀於八十年代末在南京大學作家班讀書時；到了九十年代初，也曾請過創作假，躲在南京明故宮旁邊一位朋友的空屋裏，寫過幾章，終因編輯部工作忙把我召回而中輟。這次去南潯掛職，我就自信能遂了多年的夙願。
南潯確非等閑之地。即使眼下，說它是浙江的首席大鎮也不為過，更莫說在曆史上，它早已是江南有名的古鎮。作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源地之一，這一帶原本就是富庶之鄉，鴉片戰爭後，當地優質生絲經上海出口海外，這小鎮突然冒出一百餘個靠絲綢貿易起家的富商，號稱“四象八牛七十二條小金狗”。這些早期的民族資本家經過這多少有點偶然的原始積累，又紛紛在江浙滬一帶辦工廠興實業，對當時江南地區民族工業的興起起了積極作用。經濟的發展又帶來文化的繁榮，明清兩代這個小鎮就出過一百多個進士，所謂“七裏三閣老，九裏兩尚書”；到近現代，又出過北大、清華、中央和中山四所著名大學的校長，以及聞名全國的“嘉業堂”藏書樓。更值得一提的是，小小一個鎮，竟有過二十四座之眾的江南古典園林，要不是後來好多毀於兵燹戰火，倘全部留存到現在，該是可以把蘇州比下去的。所以，最近南潯和附近的桐鄉烏鎮、嘉善西塘鎮以及和它們相鄰的江蘇昆山的周莊、吳江的同裏和吳縣的甪直共計六個鎮，作為江南水鄉古鎮聯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由此，也可見其文化積澱之深和自然風貌之獨特了。
我去的時候正趕上南潯發展的最好時機。那時正好成立省級開發區，我以作家的身份擔任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這職務在當地也算是“最高副職”，因為主任是鎮委書記兼任。這安排對我來說自然是最合適也最“落位”了：想參與的可以參與，想了解的也能知道；不想管的卻可以袖手，不必負具體責任。這自然是我最樂意的了。
和我的故鄉浙東越地山區相反，這裏是典型的吳中水鄉。我近年較關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差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先前我算是“樂山派”，喜歡山的凝重和巍峨，能鑄煉人的剛毅和深沉。我不大喜歡“水性”，甚至不無偏見，覺得杭嘉湖“下三府”的人沒有浙東“上八府”的人豪爽仗義。這感覺直到來南潯後才有了改變。這水鄉之地那麼精致，那麼靈秀，和“山性”比起來，固然缺少厚重和力度，卻也沒有凝固和保守，多的卻是靈動和活力，顯出別一樣的生命力。至於水鄉人的熱情豪氣，也一點不讓於山裏人。單說兩件事。我在南潯期間母親病危，我趕回寧波老家，不幾日家慈去世。喪事畢回到南潯，才知道鎮裏曾派出專人專程去吊唁慰問，卻因找不到我老家的具體地址而未遂，雖然最終沒有趕到，卻已令我感動了。再，結束掛職回杭時正值年關，我不忍心煩勞領導相送，但臨了，鎮裏一把手沈法良和幾位主要領導，扔下原本已經定下的要緊事，非得親自送我到杭州的新單位不可，“以壯行色”。我沒想到法良這位外表粗礦的漢子，內心裏卻那麼細致：他想把我“麵交”給我單位的領導，當然少不了對我的誇讚，庶幾於我回來後的“重用”有所裨益盡管我對此早已毫不在乎，但對於他們的好意，仍是由衷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