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指揮員要能夠抓住戰局,打開戰局,常能使自己的戰鬥任務自動地完成。假使自己當麵之敵已經解決,而友軍方麵正在吃緊,則應自動地向炮火機關槍聲猛烈的方麵增援,最好尋求在敵側後方進行猛烈的突擊,與友軍協同解決敵人,以求得一個戰鬥或戰役全部勝利。如果請命待命,易失良機,甚至喪失應得的勝利。所以拘守待命,毫無機動的指揮員,不獨不能打開戰局,造成勝利的條件,他自己也常易限於被動。譬如山地戰,大家知道,山地交通不便,聯絡困難,要求得絕對一致動作,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我們常常看到高級指揮員的命令,說山地聯絡困難,務求協同動作。但怎樣才能協同動作呢?有些指揮員把部隊擺在進攻出發地,等待友鄰的聯絡,互相如此,一輩子也不會協同一致。要想求得協同,隻有每個指揮員都本著自己任務和預定計劃,以最積極的行動,向著敵人猛烈進攻,大家都積極動作,在積極動作中,求得了一致,求得了統一。
在發揮下級指揮員的積極性和機斷專行方麵,無論是朱德還是毛澤東,都給後人做出了榜樣。翻閱毛澤東、朱德的作戰文電,總可以看到這樣的字句:"望按情決定","一切望按情況決定","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按當前情況決定部署"等等。後來來華工作的蘇軍顧問看到這些,總覺得這些不像作戰命令,命令哪裏有用這種口氣的?其實這恰恰反映了統帥善於發揮各級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和他們最了解戰場具體情況這一特點,因而也就經常打勝仗。
相反,不予下級指揮員以機斷專行之權的往往打不出好仗來。以第四、第五兩次反"圍剿"為例。就可得到印證。
第四次反"圍剿"初期,在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對前方的每一步作戰行動都予以遙製,使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朱德格外為難。在行動方針上,前方與後方常常發生矛盾。後方的中央局堅持要紅軍攻打南城、南豐兩座堅城,前方指揮員根據實際情況不同意此項方案,提出在撫河東岸連續求得在運動戰中解決敵人。後方的中央局否定了這項建議。這樣,前後方在作戰方向上的矛盾衝突開始尖銳起來。周、朱、王(稼祥)在陳述前方意見的同時,迫切要求:"提議中央局經常給我們前方以原則與方針上的指示,具體部署似宜屬之前方。""請求中共、中央局須給前方的活動以機斷餘地和應有的職權。否則,命令我們攻擊某城,而非以訓令指示方針,則我們處在情況變化或不利的條件下,使負責者非常困難處置。"這些憤懣之詞實際上是告訴遠處後方的中央局不要處處幹涉前方軍事行動的"具體部署"。在被迫按中央局意圖強攻南豐失利後,"進剿"軍中路軍主力又迅速向宜黃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朱德果斷把強攻南豐改為佯攻,紅軍主力迅速撤離南豐,將敵"進剿"軍兩個師誘至黃陂地區予以殲滅。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次作戰的勝利可以說是"機斷專行"的勝利。
第五次反"圍剿"時,情況更為複雜,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中國的實際情況,隻憑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一個人躲在房子裏憑著地圖指揮戰鬥。他指揮得非常具體,且又經常朝令夕改,甚至連下麵部隊陣地的機槍如何擺法都得照他的命令。這種主觀、武斷、輕率、不尊重紅軍前方指揮員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來都很憤懣。周恩來不得不致電中央,批評他們"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並再次明確要求:"在相當範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否則亦請以相機處理之電給我們"。但博古、李德等人否決了前方朱、周意見,李德並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建議取消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麵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將"前方總部"撤回瑞金,並入中革軍委。事實上剝奪了朱德、周恩來的權力。1934年1月,部隊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愈加陷入被動的局麵。撇開這次反"圍剿"的政治軍事路線不說,僅從作戰指揮上看,中央集中統一指揮過於絕對,前方指揮員沒有一點機斷專行之權,不能不說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