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第101本書，卻是我的第一部中短篇集子。
我的文學生涯，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1949年以前，以寫短篇為主；一個階段是1974年以後，以寫長篇為主。
1947年，我在嘉興上初中。我愛好文學，以“文學青年”自居，晚自修時間，很少做作業，總是把時間挪用來看小說和練筆。看得雜，寫得也雜。小說、詩歌、散文、小品，什麼都寫。嘉興地方雖然小，卻有五份報紙：《嘉區民國日報》、《嘉興人報》、《嘉興商報》、《民國日報》、《秀聲報》。這些報紙，雖然都有副刊，但是除了《嘉興商報》的副刊有微薄的稿酬之外，別的報紙，因為銷數低，都沒有稿酬，投稿的人很少。所以我有了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拿去投稿，居然也能發表。接連發表了幾篇，在學校裏“出了名”，老師和同學們都誇我，增強了我的發表欲，就接連不斷地投稿。1948年上半年，嘉興幾份報紙的副刊上，幾乎每隔一兩天都有我的詩文發表。地方報紙的副刊篇幅小，一期不過四五千字，所以，我的短篇小說，都是用“連載”的形式分四五天刊完的。
1948年下半年，我在杭州上高中，練筆更勤，繼續給報紙副刊投稿。杭州的報紙副刊是有稿酬的，最高可達“千字鬥米”(一鬥米15斤，合現在30元左右)，發表欲更強烈了。當時有三個地下黨員在杭州編副刊，謝獄(謝伏深)編《東南日報》的副刊《東南風》，周冷編《東南日報》的副刊《青年版》，張白懷(張抗抗的父親)先生當時隻有二十六歲，卻是《當代晚報》的副總編輯，而且還是地下黨的文化委員會成員。他們對我這個十六歲的大孩子關懷備至。我當然不知道他們的政治身份，隻是知道他們思想進步，而我，則是對現實不滿的青年，是當年的“憤青”。
那一段時間，發表我的文章最多的，是《大華日報》的副刊《龍門陣》。編輯白華，是個穿長袍的老先生，政治背景不詳。在他那裏發了幾篇雜文以後，他很賞識我。謝獄是勸我多讀少寫，白華卻勸我要盡力多寫。他約我在他的副刊上開一個花邊專欄，每天發一篇五六百字的時評。當時我住在裏西湖瑪瑙寺，所以就用“方丈漫筆”作為專欄的名稱，而且故意在文末寫上“某年某月某日寫於裏西湖瑪瑙寺”。因此，許多讀者都以為是瑪瑙寺的老和尚“動了凡心”了，卻不知道這些嬉笑怒罵的文章，竟是出自一個十六歲的大孩子之手。
1949年上半年，我的第一個小長篇《汆江浮屍》在《金華民報》連載。
1949年5月，浙江解放，我因為愛好文學，想當記者，報考了二野軍大三分校新聞係。
我把解放前發表的文章剪貼成三個本子，交給政委，目的當然是“顯擺”自己會寫文章。但是政委看了之後，對我的評價是：年齡不大，文筆和觀念都很陳舊，不適宜當隨軍記者。我自己看了一些解放區的小說，也覺得自己的水平比趙樹理等解放區作家相差太遠，就不再迷戀文學，而改為從事純語文研究，而且做出了小小的成績，終於被吸收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語委的前身)工作。
這就是我解放前寫過短篇而解放後不再寫的原因和經曆。
文革期間，我都已經被發配到勞改農場，而且決心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了，但是我對四人幫的文藝理論真的十分反感，實在忍不住，終於破門而出，用我那“陳舊”的觀念和文筆，悄悄兒寫成了一部200萬字的長篇曆史文化小說《括蒼山恩仇記》，文革結束後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累計印數達70萬套，一炮打響，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到今天已經出版了45本各種題材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傳記、詩歌、評論等等；此外，還出版了55本電腦教材，累計一共出了100本書，總字數超過了3000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