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是當時主導越戰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越戰結束16年後，他痛苦地回憶說，美國人打敗了，主要是因為美國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義精神力量，高估了自己現代化武器對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戰爭的力量。為此，他深感內疚，甚至在電視上當眾留下了懺悔的眼淚。
第二個是約翰遜總統的國防部長克裏福德。他回顧說美國之所以失敗，主要不是因為美國沒有全力參戰，實際上，除了原子彈沒有動用外，什麼高尖端武器都動用了，共計派遣了250多萬人到越南，其中54萬多為地麵部隊，死了58，000多人，傷了10多萬人，總共消耗彈藥760萬噸（相當於二戰時的三倍），耗費近3000億美元，打了10年之久，所以不能說沒有盡力，不能說美國出賣盟友。隻是因為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貪汙腐化，內訌不已，民心渙散，兵無鬥誌，是個扶不起的阿鬥。
第三個是尼克鬆總統和福特總統的國務卿基辛格。他說美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激烈的反戰運動使美國全國意誌無法集中，思想無法統一，以致社會陷於混亂，政府陷於癱瘓，無法有效運作。
最後一個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大師瓊姆斯基教授。他認為越戰是美國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侵略擴張戰爭，是一場不義的戰爭，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所以難逃失敗的命運。
這四種看法都能成一家之言，自圓其說，都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由於長期受反共、反華特別是反毛的意識形態偏見所困，都盡量避談中國在越戰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代之以無限誇大北越人“反帝救國”的頑強犧牲精神和武元甲將軍的軍事指揮天才。
好在越戰離我們不太遠，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中國在越戰前所處的惡劣的外在環境。那是冷戰時期，是兩極世界，是兩霸橫行霸道的時代，是國際矛盾極其尖銳的歲月，是中國在兩霸的夾縫中討生活的屈辱時代，是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時代。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作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和舵手，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為了國境四周安寧，為了創造促進發展經濟的和平大環境，毛澤東朝思暮想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蘇的圍堵，突破兩霸的包圍，徹底打破這種不利於新中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舊秩序、舊格局。否則，連國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沒有保障，還奢談什麼經濟建設！
但是，如何突破美蘇兩霸的包圍圈呢？突破點在哪？選定了之後，如何突破？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軍事智慧、非凡的膽識和魄力。
越南和印度支那是冷戰時期60年代兩大陣營矛盾衝突的焦點，毛澤東選擇這個突破點是形勢使然。但要在越南打開這個缺口，意味著必然要再次同美國兵戎相見。中國當時又正同蘇聯進行激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之爭，也是水火不容。這就意味著可能同時與美蘇翻臉，意味著中國可能兩麵作戰，這可是兵家的大忌。
抗美援朝時，有蘇聯作戰略後盾，現在美蘇一齊反，以一敵二，中國有這個實力嗎？有必勝的信心和把握嗎？
晚年的毛澤東麵臨了兩難困境：不突破兩霸的圍堵，中國將無法生存發展，但要同兩霸攤牌，兵戎相見，中國又沒有這麼大的有形實力。怎麼辦，何去何從？但毛澤東麵臨的最棘手的難題還是無法說服黨內的務實派。他們認為，美蘇不是封鎖圍堵我們嗎，正好我們借此關起門來，漸進地、有秩序地發展經濟科技，充實國力，以備將來有一天同兩霸攤牌。毛澤東認為這不實際，兩霸不會讓你關起門來搞建設，樹欲靜而風不止啊！在兩霸的圍堵封鎖之下，你沒有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經驗，如何能搞經濟建設？那隻能是一廂情願的空想。
對毛澤東來說，進退都充滿危機，他的革命生涯從來都是深陷危機之中，但都沒有哪一次像這次這麼複雜、這麼令他嘔心瀝血，這麼險象環生。進雖危險，但可能打出一條血路；退，雖暫時自保，終將無法避免一戰。對曆經險難的毛澤東來說，再作一次冒險的決策不難，難在必須作最壞的打算，作全麵的準備，才能“不打則已，一打必勝”，一打就要打出長期的和平。但作這樣的打算，作這樣的準備，就無法不影響到全國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這可是會搞得全國大亂、天下大亂啊！
具體而言，同時反美、反蘇，涉及到一係列極其複雜的內政、外交問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和策略問題，黨內的團結問題等等。這對毛澤東——一個身心俱疲的老人來說，的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戰。
至為緊要的是從理論上要打破兩極世界的格局。實際上，毛澤東在60年代初，就已意識到來自南疆的美國的威脅，暗下決心同美國一搏。所以他在60年代初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毛澤東巧妙地運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在戰略上以霸製霸。用蘇聯牽製美國，中國同蘇聯所爭的是真假馬列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所以蘇聯不敢因此而聯合美國對付中國；不但如此，蘇聯為了表示它才是正統馬列主義者，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不得不率領社會主義國家援助越南對抗美國。毛澤東同時反過來用美國牽製蘇聯，因為美國的謀略家一直夢想分裂共產主義陣容，以中製蘇，緩解蘇聯對西方的壓力，所以反對蘇聯摧毀中國的核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