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
“抗日戰爭是持久的，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毛澤東
延安，中國革命的聖地，在陝西省北部、延河中遊。1937年1月4日，毛澤東離開保安遷駐剛剛解放的延安，設延安市。延安從此成為陝甘寧邊區首府、1937年至1947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巍巍寶塔山，清清延河水，楊家嶺的窯洞，棗園的燈光，多麼令人神往！毛澤東在這裏整整住了10年，召開了一係列重要會議，組織領導了我黨我軍和根據地人民的整個抗日戰爭，舉行了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黨的七大……
毛澤東進駐延安後剛好半年，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侵略軍一部，以演習為名，借口一個士兵失蹤了，突然進攻駐北平（即北京）西南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的中國軍隊。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影響下，中國駐軍奮起抵抗，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從此，開始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
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進而吞並亞洲，稱霸世界，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追求的戰略目標。早自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發展，日本軍國主義者就逐步推行以侵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並采取邊沿“蠶食”的策略，先後侵占了中國領土台灣、澎湖和旅順、大連，同時向中國勒索了白銀2.3億兩的巨額賠款，從而促使其經濟飛速發展，國力迅速增強，成為世界帝國主義列強之一。為進一步實現其侵略野心，1927年6、7月間，日本內閣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了以研究對華政策為中心的東方會議，並在會後寫成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宣稱：“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表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將由邊沿“蠶食”步入局部“肢解”和全麵“鯨吞”的階段，並把滅亡中國作為它“征服世界”的先決條件。
時至20世紀30年代，日本國內矛盾激化，連續發生經濟和政治危機。1927年，日本發生了金融危機。1929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空前的經濟危機，日本又陷入了全麵經濟危機，至1931年達到了頂點，工業生產下降32.5％。雖然通過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和入侵華北，大肆進行掠奪，使它先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擺脫危機，然而，到1937年又出現了新經濟危機的征兆。經濟危機加劇了政治危機。財閥轉嫁危機於勞動人民，使勞動人民日趨貧困，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工人罷工和農民抗交租稅的鬥爭愈演愈烈。1936年鬥爭浪潮空前高漲。與此同時，反映財閥和軍閥對內鎮壓勞動人民、對外加緊侵略擴張要求的軍內外法西斯勢力，頻繁發動政變，多次更迭內閣，政局嚴重不穩。為了擺脫危機，緩和國內矛盾，轉移人民的視線，日本帝國主義者遂鋌而走險，決心發動全麵侵華戰爭。
早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就積極進行全麵侵華的戰爭準備。在政治上，通過1936年“二·二六”政變，建立起以軍部為主體的法西斯統治體製，為擴大侵略戰爭鋪平道路。在思想上，對青年特別是士兵和學生強化軍國主義思想教育，鼓吹“戰爭是創造的動力，文化之母”，軍人是“國家之花”，大力灌輸“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在經濟上，大力發展以軍需為主的重工業，使國民經濟轉入“準戰時軌道”。在軍事上，積極進行擴軍備戰。1937年日本陸軍兵力已由1931年23萬、居世界第6位上升到56萬，居世界第3位，同時，大幅度增加軍費，1937年軍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49%；並於1936年5、6月間就確定了全麵侵華的戰略方針和兵力部署。在其修訂的《帝國用兵綱要》中提出“以製敵先機，采取攻勢，謀求速戰速決為原則”的戰略方針。在其《昭和12年度(1937年)對華作戰計劃》中規定：以2個軍8個師團的兵力用於華北，以2個軍5個師團的兵力用於華中，以1個師團用於華南。並依計劃，將其駐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國駐屯軍”兵力，由1700人增加到5700人。同時，頻繁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並搶占北平附近的豐台、通縣等軍事要點，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因而，1937年7月初，在東京軍、政界消息靈通人士中盛傳：“7日晚上，華北將要發生第二次柳條溝事件”。
果然，7日夜，駐豐台日軍於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中國軍隊駐地宛平城內搜查，當其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即向中國駐軍發動進攻，開始其蓄謀已久的全麵侵華戰爭。中國守軍第29軍奮起抵抗，從此開始了曆時八年的全國抗日戰爭。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製造“八·一三事變”，出兵入侵淞滬地區，中日戰爭遂全麵展開。
七七事變，日本全麵侵華，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慨。中國共產黨7月8日通電全國，指出“中華民族危急！”號召“全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日，中國工農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要求全國總動員並請纓殺敵，“與日寇決一死戰”。全國人民呼應中國共產黨和和紅軍將領的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堅決抗戰。1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提交了為公布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廬山與蔣介石等會談。在中共和全國人民推動下，蔣介石於同日發表談話，雖然仍存在和平幻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此事的解決”，但他表示“不求苟安”，“準備應戰”。這是蔣介石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次發表準備抗戰的談話，因此，受到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歡迎。中共的宣言與蔣介石的廬山談話，是兩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宣言，是構成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