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總是在不斷前進，比如經濟，還有醫學。
1985年，全球範圍內掀起一股“攻克癌症”的大風暴，具體到中國，我們在SH成立了“特種病理中心研究所”，組成一個專家團隊，齊心協力迎合著這一課題。
那一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第6個年頭，發展經濟是國策性質的頭等大事，對於醫學，特別是尖端醫學的研究，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麵，當時的重點是傳染病和流行病，而對病發率鳳毛麟角的癌症，似乎也沒有關注的必要；再說，根據當時的國情，我們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有足夠的醫學實力去解決這個困擾醫學界、困擾人類的最大難題。
就這樣，我們從歐美的研究機構引進了“腫瘤試驗模型”和其他先進的設備，本著“增強國際交流”和“學習”的原則，著手工作，僅此而已，至於最終的研究結果，沒有任何要求。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四個誌同道合的中年男子聚集在一起，開始了一場孜孜不倦而又轟轟烈烈的“克癌戰役”。
張程祖，40歲，BJ人，基因病理學專家，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被送往美國深造的醫學人員，主攻方向正是“癌症病理學”，那是一個在當時不冷不熱的專業，所以回國後，他一直在BJ一綜合醫院做著醫學顧問的工作；現在成立了“克癌小組”，他便踴躍報名，也許那是一個他大展拳腳的地方。
黃潛，34歲，ZJ諸暨人，畢業於著名的SH第二軍醫大學，基因病理專業，在SH就職於一家知名醫院；黃潛對醫學有著極高的熱情和天賦，年紀輕輕的他發表過多篇專業論文，闡述基因學和病理學相輔相成的理論和實踐，此次有這樣的機會，醫院自然推選他為候選人，最後能進入這個小組也是實至名歸。
朱凱文，英文名字Kevin，36歲，英籍華人，居住地香港，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醫學院，現任香港伊麗莎伯醫院的主導醫師，基因病理學專家；國際抗癌協會為加強和中國的溝通合作，委派專家去SH進行指導，朱凱文具有英國國籍，同時也是華人，經過本人同意，臨危受命，也被任命為這個小組的學科帶頭人。
阮麥克，英文名字Mike，35歲，香港人，居住地香港，病毒研究員，同樣就職於香港伊麗莎伯醫院；朱凱文的普通話不好，為了幫其解決因為語言障礙而產生的諸多不便，決定帶一個助手前往SH阮麥克自報奮勇，憑借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朱凱文一起踏上了去往SH的飛機。
雖是誌趣相投，但不同經曆、不同背景的陌生人聚在一起，難免有些生疏，特別是張程祖、黃潛和朱凱文，同屬於性格內向型的科研型人士，人際交往恰恰是他們的短板，在團隊合作中，顯然是不可取的；還好有阮麥克，雖然他不是科研工作的一份子，但這個胖胖的、略顯成熟的大小夥，總是笑嘻嘻的挑起各種各樣的話題，同時也盡職盡責的做好朱凱文的幕後工作。就這樣，在熱情的阮麥克的帶動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大家開始熟識起來，就連“香港回歸”這樣的敏感話題，大家也會在私下共同議論一番。
研究工作很快就步入了正軌，朱凱文、張程祖、黃潛沿用了國際通用的方法，通過對細胞有絲分裂過程的幹擾而抑製腫瘤的增殖，目標是研製出一種特效藥，既能殺死癌細胞、又能阻止癌細胞的擴散；他們翻閱古今中外一切可借鑒的資料，結合自己的經驗，得出一個又一個樣本藥物的分子式，但很快一個又一個的被否定掉，原因很簡單：這些藥物在殺死致命病菌的同時，也會殺滅體內的免疫菌，導致致命病菌再次乘虛而入，如此以來，勢必會造成免疫缺失的後果。對人體而言，免疫力缺失就是意味著死亡，不言而喻！
一晃眼，半年的時間過去了，研究工作陷入了一個不良循環的怪圈，也可以說到了一個瓶頸，很難突破。盡管如此，張程祖和黃潛的工作積極性依舊不減，努力完善著自己的藥物分子式；作為團隊帶頭人的朱凱文，對這種方法開始動搖，他一直在思考著另外的思路；隻有阮麥克略顯悠閑，踏踏實實的做好朱凱文的後盾工作。
朱凱文在深思熟慮後，終於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思路，立刻召集大家，在阮麥克輔助性的翻譯下，說出了自己的論斷：
“癌症是由人體遺傳基因染色體的病變形成的：染色體的紊亂，從而造成細胞的突變，繼而出現的細胞增生症，就是我們常說的‘腫瘤’。所以，攻克的根本方法可以從染色體著手，其思路就是如何防止人類染色體的變異，或者把已經變異的染色體從‘癌基因’轉化為‘非癌基因’。從基因入手，由內而外攻克癌細胞，大家覺得這個方法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