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前敵我友三方戰略形勢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延續十年的內戰終於停止，出現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局麵。國民政府在全國各階層人民日益高漲的要求對日抗戰的呼聲推動下，積極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
六十年來處心積慮妄圖滅亡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也加快了侵華戰爭的步伐。繼1933年5月"塘沽協定"控製長城以南二十二縣後，日本侵略者於1935年5月脅迫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將中央軍、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和平、津市黨部搬出華北，然後又連續導演了殷汝耕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宋哲元的冀察政權。宋哲元是馮玉祥西北軍係軍閥集團的首領之一。1930年9月中原大戰結束後，他把撤退到山西的西北軍殘餘兵力收攏起來，投靠了張學良。在1933年長城抗戰中，他以大刀片殺敵人贏得聲譽後，在察哈爾形成了一支軍事力量。1935年7月"何梅協定"簽訂後，為適應日方"華北特殊化"的要求，中央軍和東北軍於學忠部被迫撤出華北，宋部第二十九軍控製了平津和冀察地盤，成立了特殊化的冀察政權。但宋哲元不同於死心塌地當漢奸的殷汝耕，他在全國人民抗日救國呼聲和二十九軍愛國將領的影響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本簽訂脫離祖國版圖的賣國條約。但西北軍是一支長期未獲得肥沃地盤的軍閥部隊，二十九軍控製平、津兩市和冀、察兩省後，宋及其高級將領的戰略企圖是利用日本勢力要挾國民黨，將蔣介石的勢力擠出華北，對日本則采取口頭講親善，而把領土和主權問題推給南京政府去解決的方針，其目的是借此保持地盤和擴充軍隊，以加強其小集團的勢力。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決不會容許這個軍閥集團長此維持下去的。1936年9月30日，宋哲元去天津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部赴宴，日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脅迫他簽訂了"華北經濟開發協定"。接著由滿鐵出資組織的興中公司，實施開發協定條款，首先要求冀察政權招工修築津（天津）石（石家莊）鐵路。蔣介石通過熊斌、戈定遠轉告宋哲元，要他接受張作霖允許日本人在東北修築鐵路的教訓，礦可開，路不可修，否決了宋哲元答應日本駐軍司令官的條件。宋在日人的逼迫下，不得已於1937年5月避往山東樂陵原籍。
日本帝國主義者1935年8月11日決定的"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決定對華北五省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針。但是在我國空前高漲的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聲威下，這個企圖遭到碰壁。於是日本侵略者變換手法，根據參謀本部1937年1月20日提出的"關於對華政策給陸軍省的意見"，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四相於4月16日提出了"第三次處理華北綱要"，放棄了華北分治方針。主要的做法是在華北推行所謂的"宋哲元、田代協定"，加緊對華北的交通建設和戰略物資的掠奪。他們以對蘇聯作戰的需要為借口，提出將長城以南，大清河、滹沱河以北的狹長地帶劃為緩衝區，中日均不駐軍，撤銷"塘沽停戰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何應欽梅津協定"，取消冀東、冀察兩個特殊政權，由南京政府委派所謂親日人物在上述地區自由行使職權，以此作為誘餌，誘使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放棄容共政策，參加其德、意、日反共軸心。
日本帝國主義內部對於侵略我國的戰略方針，始終存在分歧。日本政府內閣大多數閣僚，鑒於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中國內部漸趨於統一，而日本國內資源又極貧乏，主張對華北放棄分治政策，加緊經濟侵略，增強日本國力，準備對蘇聯作戰；即使不得已對華北用兵，也隻能仿照長城抗戰模式，給中國軍隊以打擊後，劃一緩衝區，締結停戰協定。但是日本內閣在軍閥的左右之下，其政略往往不能貫徹。即使在軍閥內部，意見也不一致。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人主張：日本的主要敵人是蘇聯，為加強對蘇作戰的準備工作，應給中國國民政府保持體麵，放棄華北分治政策，僅以經濟和文化方麵進行侵略，以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武藤章和陸軍省軍務課長田中新一等則堅決反對。在我國的日本駐軍方麵，意見也不一致。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和大使館武官喜多誠一等，支持石原莞爾等人的意見，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則堅持保存冀東偽政權，主張對中國軍隊斷然"膺懲"。"九·一八"事變中，我國軍隊未作抵抗即放棄東北三省，日本軍閥僥幸獲得成功，使他們滋長了輕視中國的心理，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隻需派少數部隊予以打擊，中國方麵就會依照日本的條件屈服媾和。